黄炎培在上海往事摭拾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城厢镇（位于今天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黄炎培在有生之年始终热爱、关心、关注着上海，他在上海的拼搏奋斗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其累累成果也成为他生命当中的靓丽篇章。

浦东开发的先驱

浦东因位于上海黄浦江之东而得名，它与浦西只有一江之隔，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和浦西却有着乡下和城市两重天的区别。浦东有着良好的天然条件，从小说家陆士谔的《新中国》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都曾设想过浦东的开发，但仅仅都是设想而已，由于条件所限，都未能付诸实施过。作为浦东之子的黄炎培肩负着振兴家乡的使命，早年他在浦东兴办学堂、振兴教育，还募集资金兴建电厂、铁路，把浦东开发真正付诸实践，堪称最早进行浦东开发的先驱。

1903年，从南洋公学学习归来的黄炎培，遵照其师蔡元培的指点，回到川沙，与当地志士一道将位于浦东的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炎培被聘为总理（相当于校长）。因为学堂按规定不能招收女生，他又与其堂兄黄洪培创办了开群女学，并在该校任教。是年6月23日，黄炎培因应邀到南汇县（今已并入浦东）新场镇发表演说，痛陈国家危亡及政府昏聩之状，被南汇县知县以乱党罪名逮捕。几经周折，在开明木商杨斯盛的帮助下，黄炎培脱离牢笼，其后流亡日本。

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流亡归国的黄炎培在浦东六里桥创办了浦东地区第一所中学“浦东中学”。当时的江苏提学使毛庆藩视察“浦东中学”，对学校设施及教学诸方面交口称赞。这个“浦东中学”培养出了中国近当代史上很多知名的历史人物。“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革命烈士邓拔奇、陈培仁都曾是“浦东中学”的学生，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钢，会计学家潘序伦、经济学家钱昌照、文学家闻一多、导演谢晋也都先后在此毕业或肄业。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也曾在这里就读。1908年，黄炎培与其在南洋公学的校友童世亨等共同创办了浦东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浦东地区最早的供电设施。

之后，黄炎培逐步开始接触欧美的职业教育思想， 主张教育救国。1916年，他在一次川沙县的教育会议上，提议川沙县设立教育图书馆，为发展教学和科研事业创造条件。在他的努力促进下，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了，次年又创建了中华职业学校。从此，黄炎培为发展浦东、上海乃至全国的职业教育而四处演讲，传播职业教育思想、筹集资金创办各种职业教育学校。1918年8月17日，黄炎培赴南汇、奉贤两县为当地教育界讲演教育要义。1926年，他在川沙县教育会年会上作题为《教育的效能、社会的进步》的演讲，再次号召川沙同胞为振兴川沙教育而努力。

上海市川沙县黄炎培故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1月，致力于家乡建设的黄炎培召集同乡，策划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50万，创建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修建浦东历史上第一条铁路。这条纯粹由民间集资建设的铁路，由庆宁寺至川沙城再到南汇祝桥镇，全长35公里。铁路于1921年开工、1925年通车，1926年最后竣工。

建成通车那天，浦东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挤到铁路沿线观看“西洋景”，庆祝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上川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浦东人民的出行交通，也带动了浦东经济的发展。铁路建成后，浦东地区的纺织业、抽纱业迅猛发展，光川沙一地的抽纱公司就多达130余家，现代工业文明的新风开始吹到了浦江东岸。上川铁路一直使用至1975年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浦东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编撰出版《川沙县志》

民国年间，地方志修撰一度比较热火，学养深厚的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为家乡川沙县修志的工作。1934年1月，57岁的黄炎培回到川沙开始筹划《川沙县志》的编撰事宜。在川沙当地名士的合作下，1936年1月，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川沙县志》编撰完成。黄炎培主持编撰的《川沙县志》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名志，在史学界具有良好的口碑。它共分24卷、24目。县志编成之时黄炎培写成《川沙县志导言》一文，载于《人文月刊》第七卷第一期，对县志编撰之经过、微旨及川沙之大势和略史进行了概述。黄炎培主持编撰的《川沙县志》吸收了我国历代县志编撰的精要，仿洪亮吉所编《固始县志》及光绪年间的《昌平县志》、嘉庆年间的《海州志》、道光年间的《武陟县志》诸志之例，在第一卷特设大事年表一目，凸显了黄炎培对大事年表在方志编撰中地位之重要。他曾对古代名志进行深入研究后断言：“编方志必先立大事表，余主此甚坚。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黄炎培这种将大事年表置于方志重要位置，同时又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以与县之大事相对照的思想和做法，是其所编《沙川县志》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仅掀开了中国方志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后世方志编撰者所广泛发挥和借鉴，也使川沙县有了一部上等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地方志，为更多的人认识川沙的历史、了解上海的过去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鸿英图书馆旧址

献力上海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作为近现代中国进行文化启蒙和教育普及的重要平台，受到了黄炎培的高度重视。对上海图书馆事业的投入也成为黄炎培一生当中的重要贡献。早在1916年，黄炎培就提议川沙县建立教育图书馆。1924年，他与马士杰、史量才等发起创立了旨在搜集史料、编辑图书索引等的人文类编辑出版机构“甲子社”。为便于“甲子社”开展工作，黄炎培组织筹建了“甲子社”图书室，但是图书室规模很小，且无专门的名称。1931年“甲子社”更名为“人文社”，黄炎培遂将该社图书室定名为“人文图书馆”。

1932年6月25日，黄炎培与蔡元培、史量才、穆藕初等123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筹建上海图书馆公启，在上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是年，随着“人文社”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增加，特别是《人文月刊》发行量的增加，人文图书馆亟需改造和扩建。黄炎培决定兴建馆舍，扩充设备，估计需要资金40万元。

为解决资金问题，黄炎培倡议凡有私人独立捐助者，以捐助人之名命名此图书馆。这一倡议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巨商叶鸿英的响应。叶鸿英前往该馆参观，认为图书馆为开发民智所急需，于是慷慨捐金50万元，成立鸿英教育基金。黄炎培与钱新之等五人被选为基金会常务董事。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基金会决定以40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购得淮海西路1413号的一栋洋房为馆体，正式挂出“鸿英图书馆”招牌，并向社会开放，成为当时上海五家上档次的图书馆之一。

鸿英图书馆在黄炎培的管理和指导下主要搜集从民国元年起出版的中文书籍、杂志、报纸，多方罗集地方志、宗谱等资料，并用特制纸张、糨糊将剪报分类装订成册，以供收藏和查阅。王造时、彭述之、罗隆基等著名人士都曾是图书馆的经常读者。到1935年2月，鸿英图书馆共藏有书籍64802册，图表219幅，杂件400件，报纸49种（1924年以来大抵完全）；选辑各报史料1053216件，杂志日报要目索引152489页。同一年，图书馆成立董事会，黄炎培任主管董事，负责管理约25万元资金余款。截至1938年，图书馆已集得数箱刻有文字的珍稀甲骨。1950年1月24日，黄炎培专门与范文澜等商洽鸿英图书馆迁移到北京的具体办法，后决定将其史料部并入国家近代史研究所，其余资料则并入上海图书馆。黄炎培与上海图书馆事业之缘到此告一段落。

由黄炎培主撰的1936年出版的线装本《川沙县志》

竭力抗战救国的勇士

在中国现代史上，上海先后两次遭受日军的大规模入侵，每一次面对日军入侵，上海军民都给予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创造出了鼓舞人心的淞沪精神。而对黄炎培而言，上海军民的两次抗战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其内心带来不小的触动。作为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把爱国之情和热爱家乡之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还是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他都四处奔走呼号，为抗日救亡、保卫上海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成为淞沪精神的鲜活写照之一。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炎培迅速和上海各界代表人物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全力支援前线抗战将士的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黄炎培担任该会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值得称道的是，他利用同乡之谊成功动员流氓大亨杜月笙支持抗战，并推选杜月笙和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一起担任地方维持会副会长，对维持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配合抗战，他改《生活周刊》（黄炎培于1925年10月创办，邹韬奋任主编）为日报，通过扩大和加强其抗日宣传的广度和力度，向各界征募军需物品，以供应前方。之后，黄炎培到上海职业指导所发表讲话，号召人们立足于自救互救，人人发挥其爱国同情之心，以挽救国家之劫运。他还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平台，发动教育社同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浴血抗战之第十九路军从事运输、救护、捐募衣物等后勤保障工作。面对大量前线伤残将士缺少医疗保障和生活抚恤的残酷现实，黄炎培和江问渔等民主人士积极协助维持会创办“一·二八残废院”，专门收容因参加淞沪抗战而致残的十九路军将士。

同年4月，黄炎培和张绍曾、史量才、沈钧儒、刘鸿生等组织了“国难会”，并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他在一次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谈话时，张递给他一份经过火烤、染上血迹的纸片，黄炎培接过一看，竟是一名营长的绝命诗：“为自由，为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黄炎培读完，仰天长吁：“此我中华之魂！”带着这份对绝命诗的感动，黄炎培参加了上海各界追悼“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归后吟成七律两首：

怒角惊回歇浦潮，虫沙小劫一军骄。早知轻敌攻坚失，定悔行师袭远劳。壮志更成秦博浪，威名终属汉嫖姚。男儿报国轻生死，歌哭壶浆付大招。由来神勇仗精诚，到处天阴杀贼声。贤圣百年终有死，英雄千古半无名。谁翻世界和平局，应博春秋义战评。留取精忠好模范，嘉名十九锡初生。（关于“嘉名十九锡初生”句，黄炎培自注：战后一个月得孙，为纪念十九路军，因取名十九。诗文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黄炎培年谱》第93页）

令黄炎培没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仅迟迟不抵抗，反而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迫使十九路军撤离上海。他忧心如焚，遂泣血成泪：

百里吴淞草不春，可堪黄海倦游身。小东杼柚拼孤注，极北关山尽虏尘。贾傅书成惟有泪，绕朝策在岂无人！乱离那许从头说，但见沧江战骨新。淞沪战事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而宣告结束，但日本政府并未放弃侵略中国的图谋，而于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于1937年8月13日再次入侵上海，挑起淞沪战事。

1936年，叶鸿英参观“人文社”图书馆，见图书如此丰富，捐金50万元以扩充人文图书馆，遂改名“鸿英图书馆”。后将该图书馆史料部以

外部分并入上海图书馆。

黄炎培再次投身救上海于水火的抗日救亡大业。他联络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杜月笙，组成上海抗敌后援会；还委托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负责募集钱款、物资支援前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募集捐款100多万元。到战事结束，抗敌后援会先后救济和收容难民10万人，设立伤兵医院30余所，收容伤兵数万人，为前线提供卡车300多辆。由于此时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会议参议，同时被推举为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公务甚为繁忙，在上海沦陷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先后九次往返于京沪之间。其间，黄炎培还偕同江问渔到济南募集棉背心1.2万件。只可惜在返回上海的途中，火车不幸在柳泉被敌机轰炸，机车被毁。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上海失守，黄炎培只好无奈地离开上海，远赴大后方继续为抗战奋斗。

与解放前后的上海同呼吸、共悲欢

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危险，携夫人、女儿离开上海，准备经香港绕道天津去北平筹划建国大业。3月25日，黄炎培成功达到北平。不久，黄炎培即与饶漱石等商谈接收上海事项。饶漱石告知米、煤等物资已安排就绪，惟棉花一项尚无办法。黄炎培听后建议到香港采购，并立即向香港有关人员拍发了电报。为确保任务的完成，他还指派专人赴港办理。4月15日，应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部分民建成员于香山双清别墅共进便餐，席间黄炎培代表民建成员向毛泽东表示，全体民建同仁愿为解放上海而效犬马之劳。事后，他专程赴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言解放军即将迫近上海，号召上海同胞团结一致，作局部的和平运动，迎接上海解放。

5月17日，即将赴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拜访黄炎培。黄炎培对潘汉年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重视恢复经济繁荣和救济失业，二是要及早设立人民法院，重视司法工作；三是要注意外侨政策，对外侨应特别优待。5月25日，解放军第九和第十兵团各路大军在上海市中心跑马厅会师，两天后，上海全境得到解放。身在北京的黄炎培得知上海顺利解放的消息，甚是欣慰。不幸的是，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黄炎培的次子竞武因参加民主运动在上海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传至北京。在得到上海党政领导陈毅等发来的唁电后，黄炎培复电陈毅云：“竞武仅为一技术人员，竟因争取民主惨遭杀害，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犹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此时的黄炎培强忍着儿子先他而去的悲痛，毅然投身于新政协的筹备事宜。

6月底，黄炎培回到解放后的上海，紧接着他便投入到了上海民建参加新政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直到7月20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书写内心的壮怀之情，他特意创作了长诗《上海解放》，赠给陈毅市长。在诗中，他饱含深情地写到：“《苞桑》（黄炎培有诗集《苞桑集》）！《苞桑》！这七百六十首诗，……被写的是沉痛的心肠。从清末昏暗的社会，经过了军阀的纷争和敌焰的猖狂，直写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用泪写成一部史诗，写的是书生爱国——艰难悲苦的人生；你却用血写成一部史诗，写的是人民革命——雄奇灿烂的前程。”悲悯热烈的诗篇寄托了他对上海、对国家深沉的爱和美好的祝福。

解放之初的上海并不太平，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其在大陆的失败，利用其据守在舟山群岛的海空军力量对上海及附近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进行狂轰乱炸，试图瘫痪上海经济。1950年1月25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从舟山出动B-24轰炸机12架，以江南造船所为主要目标，同时沿黄浦江对十六浦、高昌店、杨树浦、杨家渡等处投掷重磅炸弹52枚，江南造船所中弹21枚，厂房和机器设备遭受重大损失。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飞机出动4批17架，对上海各发电厂进行狂轰滥炸。上海市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000千瓦。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伤亡达1448人，毁坏房屋1180间。此次轰炸使十里洋场的上海变得一片漆黑，接二连三的空袭给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刚刚获得解放的上海市民悲观情绪开始增长。

此时在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并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黄炎培已到了73岁的高龄，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上海的情况。当他得知，美制蒋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进行狂轰滥炸，给上海经济恢复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后，心急如焚，即于2月15日专门致函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空袭受损和生产、生活的恢复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收到黄炎培的来函后，陈毅高度重视，遂于2月25日复函黄炎培：“来示敬悉，承劳关注，不胜感激。此次美蒋匪帮对上海的轰炸，确实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兹就所讯数点略陈：从本月6日，最主要的电力公司（指杨树浦电厂）被炸后，全市电力即不敷供应。21日闸北水电公司被炸。因此，工业生产，几大部停顿，除动员全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地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惟损失较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

看到陈毅的复函后，黄炎培和他所在的国家轻工业部全体同仁，在为美蒋的罪行感到愤慨的同时，第一时间便投入到了弥补轰炸带来的创伤、恢复上海经济的努力当中。

主要参考资料：

①《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②《陈毅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③《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④《川沙文史资料》，第3辑。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黄炎培日记摘录第五辑》，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