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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
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6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0多人亲临机场欢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讲中说到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在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听后，称赞毛泽东记性真好。黄炎培和毛泽东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在延安期间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与他们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肺腑之言，毛泽东高兴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
随后，毛泽东还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广播向上海人民致意，要求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就在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即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声明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感激和兴奋的心情，“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信中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全力以赴地努力开展工作，并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意见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的诚挚诤言，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也能及时、耐心地予以帮助。
作者 _ 团结报
本期编辑 _ 程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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