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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柳枝泉护村古人类遗址，是新石器时期少华山下先民留给我们的族源财富。它出土的盆、钵、罐、瓶等各类陶器所展现的古老文明，介乎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自身特质非常鲜明，尤其“仰韶文化后期”不可替代概括，遂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作为考古断代中“渭水—华山系谱”的文明标尺。特别是该地出土的“太阳鸟”陶钵，被公认为华夏族群追求光明的精神支柱；创制出的“鸮（xiāo）鬲（lì）鼎”，为华夏民族食祭肇始，天人合一的代表；制造出的“玫瑰缶”，是华夏族群得名的实物佐证，从此中华名源不再是纸上谈兵。因而，2003年国务院将泉护村古人类遗址公布为第五批国家重点保护的文化遗存。
太阳鸟
泉护村遗址发掘的陶钵彩绘“太阳鸟”图案（含残片），画面完整清晰。一条长弧拱起，表示天幕苍穹；下方一颗浑圆的太阳，悬挂高空正中；其下紧接着一只欲飞的金乌雀，尾羽三岔舒展，双翅振翘凌空，双爪后伸旗飘，鸟嘴微微张开，仿佛在歌唱光明的前景。远观如日落扶桑，乌鹊归巢；近视似日鸟经天，丹凤朝阳；整体构成一幅神鸟背负太阳，在宇宙间自由翱翔，阳光普照大地，天际万物和谐相生之象。其构图比例匀称，搭配协调，太阳与鸟栩栩如生，活泛灵动，被学界称作“金乌负日”，或“金乌驮太阳”。俗谓“太阳鸟”。
太阳鸟图，或许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反映出少华山华族先民追求真理光明的坚韧精神，也融合了炎黄子孙崇尚太阳的生存情趣，正好是《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神话的印证。传说华族发展西起东进，“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即兴于渭水流域，生发少华山麓，落脚华山其东桃林塬上。这一注释，折射着华夏祖魂的不息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演绎出日中栖藏三足金乌的传闻，金乌成了太阳鸟的代名词。
太阳鸟彩绘，也曾出土于仰韶与龙山文化其他遗址，但它们的图形失范，不是鸟与太阳比例失调，就是日鸟重叠不清，毫无美感可言，与泉护村“太阳鸟”不可同日而语。2001年四川金沙遗址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四鸟朝阳，复杂精巧，但属商代晚期古蜀人祭祀之器用，比泉护村“太阳鸟”晚了两三千年，或许它就是对前者图案的借鉴模仿之作。
玫瑰缶
雕陶玫瑰花缶，为6000多年前华夏部落肇启的标志，是华族族群崇尚的图腾，1958年在泉护村遗址一经发现，便成了华夏民族得名的实物见证。因而，该遗址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1958年至1959年主持了泉护村遗址发掘，当看到雕绘有玫瑰花的陶缶出土，尽管破损严重，依然令他激动不已，以为找到民族之根。1986年他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一文中明确指出：玫瑰花卉图案彩陶“完整的系列标本出自泉护村遗址”。前一年的10月，全国古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华山（州）玫瑰燕（红）山龙”象征族徽说。中原远古文化大家、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先生，在《五帝时代研究》中提出：“华山由于是华族居住的地域中心而称为华山，华族是因为他们崇拜花卉而得名。花卉只是他们象征性的远祖或者只是他们的族徽。”玫瑰花缶，民族图腾说随之形成，和龙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符号。
玫瑰彩陶缶，器形丰硕工稳，鼓腹收口折沿，给人一种周正圆润之美感。玫瑰雕刻端庄饱满，层次清爽，线条流畅；轻重有致的锋痕，阴剔出绽放的花瓣；黑白分明的对比，代表着日月更替；四朵连枝花蕾，象征着一年四季，时序轮回；整体造型典雅美丽，是华族先民认识宇宙，改造自然，勤劳智慧之结晶，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发展，华夏纪年天文历法的诞生，做出了开拓性探索与奠基性准备。
鸮鬲鼎
1957年华县（今华州区）泉护村太平庄农民耕作，犁出了似鬲似鼎、形象鸮鹰的古陶，次年被中国黄河委员会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征集，后被国家收藏。它是仰韶与龙山文化之间，同类遗址中的稀世之宝，为老官台文化中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俗称鹰鼎。从此，考古断代上创立了“渭水—华山系谱”这一文明标尺。
鸮鬲鼎面世，是少华山下华族的一大创举，其造型介乎于食鬲、祭鼎之间，更近似于食用性祭器陶鬶（ɡuī），具有泉护村古文明的独特个性。实物通高36厘米、长38.4厘米、宽30厘米，体态丰满肥硕，盛藏空间较大，便于煎煮食品、牺牲告祭；其双腿粗壮委魁，袋状像鬲；宽尾鼎垂撑地，坚实有力；整体三“足”鼎立，隐含稳定社稷，兴旺部族之喻义；鸮嘴尖锐犀利，环眼炯凸，透露出威猛霸烈之气。先民使用时，在鸮腹下升火加热，羹熟汤香，子民分食，能强身健体。它以鸮鹰雄踞姿势，自各种远古陶鬲中脱颖而出，曾一度被尊为部落民权之象征。
鸮鬲鼎形体优美，尺寸大小比例相宜，制作精致逼真，形象孔武有力，开殷商鸟兽青铜文化之先风，为钟鼎形制的礼器创意之宗，是古代文物中的精品，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