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海瑞赴任南京后，着力惩治推诿殆政的作风，并向万历皇帝上疏，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惩治腐败，建议恢复洪武年间的剥皮囊草等律法。皇帝看后感到为难，百司也为此惴恐，清流更是认为海瑞太过愚戆，进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提学御史房寰因贪污受贿，害怕被追究，便大肆攻击海瑞，说他“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在舆论的围攻之下，海瑞一时陷于孤立的境地，虽有顾允成、彭遵古等人积极辩护，但他已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在给好友梁云龙的信中，海瑞说：

“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

这与他三年前复官时说的“以万物一体为己任”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昔日的豪言壮志已经转变为现今的心灰意冷。大明朝的天下事“只如此而已”，已是“不可救药”了。失望之下，海瑞连续六次上表请辞还乡，但都未获批准。

这年十月十四日，重病缠身的海瑞最终死于任上。他年老复出，始终未得重用，在朝廷看来，海瑞不过是一个点缀太平的清官而已。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

海瑞的心学思想

明朝以心学为时代精神，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乃至李贽等都有心学的思想。王阳明宣扬“致良知”，李贽主张“护童心”，而海瑞则强调“识真心”。他在十四岁时就说：

“圣贤千万语，只欲人识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卓然不牵于俗者，圣贤也。”

海瑞认为做人一定要认真，要敢于说真话、做实事；不能像假道学那样，为了迎合世俗而圆滑处世，成为了世故的伪君子。能够认识自己的真心，并且凭着真心去做自己，这便是圣贤；二积极迎合群体，牵累于流俗的，便是乡原。当时的世风日下，乡原群起，所以海瑞说：

“世俗群然称癖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称贤士大夫善处世者，或不免乡原之为。”

他鄙视乡原的调和与折中，痛恨他们的圆滑世故，认为“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却少有人去“识真心”，做真实的自己。大明朝上自高官，下至平民，都奉行“甘草处事”的法则，什么药它都可以参配，就是不痛不痒、治不了病，整天说正确的废话、套话，自以为无可指责，却也不做实事。海瑞誓不做这种人，他说：

“平生所学，惟务识真，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力破无害从俗之说。”

他还在《朱陆》中赞扬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认为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入门，“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有支离破碎之病，不如陆王求之于心为确。在学术上主陆王而驳程朱，可能是海瑞早年科举不第的原因。因为，嘉靖帝曾对大臣们说王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并下令“敢有踵袭其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因此，海瑞直到三十七岁才举乡试，而在这之前，他还因婆媳不睦，休掉了原配许氏，为此吃了一场官司。

海瑞认可王阳明，反对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入门

从南平教谕到七品知县

嘉靖三十二年，海瑞会试落第，他毅然自决说“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于是接受吏部的调剂，做了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有一次，郡守诸大夫来视察工作，教官们都下跪迎候，只有海瑞居中挺立。诸大夫很生气，说：“安所得山字笔架来？”海瑞觉得官场礼节太过形式主义，就这么点事都不能见谅于人，可见“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还不如回乡当百姓好，于是上交了辞呈。太守知道后，懊悔地说：“彼所执竟是，吾误也。”朱镇山也劝道：“平生所学谓何，所出谓何，只争一跪耶？”海瑞这才留了下来。

在南平任教四年后，海瑞被提拔为浙江淳安县的知县。他刚入境，便目睹到了生民疾苦的惨状，为此不仅感叹：

“天下事都被秀才官作坏了。”

大恶的贪官盘剥百姓，中饱私囊；乡原的庸官则博交延誉，通过穷尽民力来获取政绩。他们奉行的官场生存之道是“凡所行不可认真，认真则生怨取祸”，这是海瑞所无法容忍的，他一上任便认真起来。命令所有公职人员务必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还下令清丈民田、修筑城郭、拆毁淫祠、兴办社学。

在淳安任知县期间，海瑞始终不向上级送礼，也拒绝盛装接待过往的朝中御史。所以任满后没有获得升迁，反被调往更加贫困的兴国县。对于海瑞这种清官来说，不迎合乡原，就没有升官的机会，这是大明朝官场潜规则的弊端。

对明朝君臣腐败的控诉

嘉靖四十三年，朱镇山为铨曹，他知道海瑞为官清廉又有人望，所以超迁他为户部主事，到朝中任职。

海瑞在朝中，看到了嘉靖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百官却争上符瑞的荒唐局面。认为这是不识真心的缘故，说：

“为身家心何惧心合，臣职所以不明；求长生心与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

当官的整日患得患失，处处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又畏惧于皇帝的权力，所以只能一味地阿谀奉承，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上理阴阳、下为民生；做皇帝的又迷恋长生不老，被道士方术所愚弄，不明白安社稷、立万民才君道。因此，海瑞决定要上一本“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的奏疏。

这本奏疏的锋芒不亚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更为惊人的是它敢于直接批评皇帝。疏中先说世宗薄于父子、君臣和夫妇，有失君道、父道和夫道；这才导致了大明朝“吏官谈横，民不聊生”的困局。因此，指出“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斋醮”，然后遍举尧舜禹汤文武之世皆无斋醮之事，秦皇汉武妄求长生，愚惑至甚，而宋真宗伪造天书，终为天下笑。皇帝不该再迷惑于此，为何不反省悔悟，洗数十年之过，再与君臣共治天下呢？

《治安疏》送入宫中后，海瑞坐于玉堂公署，将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说“死于尓乎殡，还我首邱足矣。”接着对酒论文，谈古今治乱兴衰之故，认为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认真”为主。说完自己就奔赴朝房待罪，已是视死如归了。

嘉靖帝读到奏疏后，抛掷于地，大怒不已，之后又重新捡起来继续读，一连过了几个月都没给海瑞定罪。一天，嘉靖帝烦闷不乐，于是召首辅徐阶议事，流露出了要禅让的意向，徐阶急忙谏止。嘉靖感叹说：“畜物（指海瑞）谏我是也，顾朕老矣，安能视朝如曩时。”又说“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殿，岂受此人詈诟耶！”这说明皇帝已经意识到了奉玄斋醮的虚妄，承认海瑞说得对，但唯一不能忍受的是作为君上居然被臣下詈骂。因此，没有说海瑞造反谋大逆，也没有说他诽谤朝政，而是以“詈主毁君”的罪名送往锦衣卫狱审理。在刑部上呈死刑的判决后，嘉靖帝依然留中不发。

两个月后，皇帝驾崩，首辅徐阶密草遗诏，释放了所以因言获罪的官员，海瑞得以复出。

明世宗

海瑞与张居正的改革分歧

穆宗继位后，海瑞主政三吴，他力排众议，整修吴淞江和白茆河。计费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劳。官员政敌们也不得不赞叹：“万世功被他成了！”可见其才干卓绝，非键盘可妄议。

土地私有制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病根之所在。历朝历代总免不了在土地分割、兼并、战乱和重新分配之间循环，海瑞深知此弊，所以他说：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不坏而不可复，惟有亟夺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下下策矣。”

海瑞所说的“井田”其实是土地国有或公有的意思，是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富户权贵兼并土地、普通民户流离失所的根源。但由于井田已经不可恢复，因此只能通过均田或限田来损有余以补不足，比起这些措施来说，“均税”算是最下下策了。这是海瑞与张居正的在政见上根本区别。

张居正主政后实施税制改革，大力推行一条鞭法，这在海瑞看来就是“均税”，它没有触及到根本的经济基础，不会引起巨大的变革，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弊端。当李自成起兵的时，“均田免粮”的口号依然深得民心，税制改革的作用十分有限。而在张居正看来，海瑞的做法又过于冒进，他在给海瑞的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

海瑞一直认为富户的田地是“小民原有之肉”，乡官为虎二十年，鱼肉百姓，现在应将他们的田地退还回来。而在这时给事中戴凤翔却参劾他，理由竟是海瑞助民为虎，鱼肉乡官！分田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海瑞最终只得罢官还乡。后来张居正也评价说：

“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

海瑞认为张居正的“均税”是下下策，张居正则认为海瑞的分田属“过当”，这便是二人在改革上的不同立场，所以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里，海瑞始终闲居在家，不被任用。

海瑞这种清官为什么得不到重用？

海瑞的仕途忽起忽落，时而为封疆大员，时而名挂虚职，他的改革主张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后台支持，所以总是断断续续。在俗人看来，海瑞颇为“古怪”，不近人情，而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这“古怪”不过是“认真”而已，“认真”者是不会去跟乡原讲什么人情的。

他的主张过于激进，得不到朝廷和同僚的支持；他做人做事不迎合乡原，不愿为甘草，而是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不属于任何派系，也没有多少人肯帮他；所以，海瑞看起来，似乎总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得不到重用。

归到底，问题还是在于海瑞的“认真”。因为，我们的民族习性总是不怎么喜欢认真的人，而是喜欢苟且。鲁迅就曾说：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中国人的性情喜欢调和与折中，如果你想在昏暗的房子里开个天窗，必然有许多人来反对，而如果你干脆说要把房顶掀了，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同样，中国人偏向保守，如果你的主张不够激进，就不会引来多少变动。五四时，若不是有人主张废除汉字，白话文断然是不会推广得那么顺利的。

海瑞或许就是这么一条鞭子，他有志于改革，想让大明朝动弹起来，故而说了许多“过当”的话，采取了许多“过当”的措施。然而，许多后人只是去调和、去争论究竟“过当”在哪里，却不知道最应该做的是要使大明朝动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