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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中开篇写道:“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东汉会要》“母后称制”条写道,“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少帝。蔡邕《独断》按此即母后临朝之制”。可见,在东汉,母后临朝不仅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已经制度化了。
东汉太后临朝始自章德窦皇后,而本文的主角和熹邓皇后则是第二位。公元105年,年仅27岁的和帝去世,留下二子,长子刘胜,少子刘隆。和帝26岁的余孀邓绥以刘胜有疾为由“舍长立幼”,立刚生下百余日的刘隆为帝,即殇帝,邓太后临朝称制。但第二年的八月,殇帝即死,邓太后与兄邓鸷定策,立清河王刘庆的长子,13岁的刘祜为帝,是为孝安帝。邓太后依然临朝称制,掌握大权。直到永宁二年(121)年三月,邓太后死,共执掌天下十六年之久。
出身名门,好学自强
和熹邓后名绥,是光武帝太傅高密侯邓禹的孙女。父亲邓训,官居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光烈皇后阴丽华堂弟的女儿。
邓绥生在东汉四大家族之一的邓氏家族,祖父邓禹,是汉光武帝朝的名臣,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列第一。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自然家教甚严。史载:“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劝宗族,阖门静居。”“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愠色。”这一些描述,都体现了儒家经学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信条,讲究礼仪,重视法度,自然也会按照儒家经典的要求来教育这个家族里的女子。虽然汉代还没有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但《白虎通义》及当时其它的儒家经典已经指出“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女子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学会侍奉人,而非治国之道。
但史载邓绥六岁就会背诵《史记》,十二岁就已经通晓了《诗经》、《论语》。这与她强烈的求知欲望不无关系。史载:“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不问居家之事”显然已经违背了儒家经典中“服务于家事”的信条,为此她遭到了母亲的责难。“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母亲的责怪自然没有动摇她学习的决心,于是她白天学做针线活,晚上诵读经典书籍。这体现了她坚强的意志和自主的精神。
此后邓绥入宫为妃,她依然注重自己的修养,“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如此的进取精神,于一名女性来说,自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
邓绥处理事情时能够明断是非,具有很强的自主精神。她比较注重实践调查,而并非一味听信别人的判断和推测。我们可以用《后汉书》记载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已经是“辞证明白”的事情了,邓太后依然有自己的判断,而不轻信旁人。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去考察冤狱的时候,“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这两个例子都能说明邓太后的“不偏信”的精神,相信自己的调查和推断,而非既成的事实。
貌美聪慧,上位皇后
永元七年(95年),邓绥与诸家女子一同选入宫中,那年她15岁。很快她就得到了宠幸,第二年被封为贵人。那时汉和帝已经娶妻皇后阴孝和,她是光武帝皇后阴丽华之兄阴识的曾孙女。
后宫女人的第六感那可以说是非常敏感灵验的,自打邓绥入宫后,阴皇后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不同以往的妃子,邓绥一下子就拉走了皇帝对她的那份爱。果然最后,邓绥取代她成了皇后。那邓绥是如何成功上位,搬开阴皇后这块头上大石的呢?
首先:拉拢后宫女人
她不仅对那些没被皇帝宠幸过的佳人们友善,还对那些被皇帝宠幸过的妃嫔们如姐妹一般好。同时对于那些她们所生的公主王子们视如己出,凡是生病、夭折,邓绥都会去探望、慰问甚至伤心流泪。
相对于阴皇后的仇视、冷漠,邓绥就显得更加有人情味,这样后宫的妃嫔们都喜欢与邓绥相处。当然她做的最多的努力就是时不时告个病假,让汉和帝去别的妃嫔那休息,这让沾光的妃嫔很是感激。
其次:拉拢皇帝的心
有一次邓绥生病严重,汉和帝特地批准她的家人可以进宫照顾。面对这样的恩赐,换做是别人肯定会很高兴。可到了邓绥那,她很担忧:“皇宫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进出的地方,陛下如果为我破了例,那肯定会有不好的名声。”所以她最后坚决地推辞了这一项福利。
最后:经营自身的人格魅力
那时后宫都流行穿华丽衣服来吸引皇帝的规矩,阴皇后更是其中的NO1。每次参加宴会的装扮都会花上几万,奢华无人能比。而邓绥则没有随大流,她从来都是淡妆素裹,也没有奢华艳丽的衣服,这让她得到了勤俭朴素的好名声。
通过以上三点,邓绥让汉和帝看到了一个有见识、善解人意、生活简朴,可以母仪天下的女性形象。这也正是邓绥所希望皇帝看到的,毕竟她入宫就是抱着做皇后的目的。
当然这样的小招只是动摇了阴皇后的位置,尚不能彻底解决。所以她下了一剂猛药。
那次汉和帝正好病得很重,这样已经被邓绥逼得神经质的阴皇后很高兴,发表了一些“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之类的言论。谁料邓绥的一颗暗棋这时候发动了,她是阴皇后的贴身宫女,她将这番言论告诉了邓绥。邓绥于是开始借机发挥,大嚷着要服毒自杀,学习越姬来为皇帝替命,省的以后皇帝走了,自己沦为人彘戚姬的下场。
这一幕自然是要让汉和帝听见的,所以汉和帝有了废后的念头,只是没有很好的借口,拖了一段十日。不久就有人将借口送到了汉和帝面前,上诉说:“阴皇后在后宫搞巫蛊之术。”这让汉和帝勃然大怒,在公元102年废掉了阴皇后。随后他封邓绥为皇后。这一年邓绥22岁,她从入宫到这一步仅仅用了7年。
临朝称制,功垂竹帛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22岁的邓绥被立为东汉第四任皇帝和帝刘肇的皇后。元兴元年和帝去世,“殇帝(刘隆)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延平元年八月,刘隆死去。邓后与其兄邓鸷定策于宫中,决定立和帝刘肇的侄子刘祜为皇帝。“殇帝崩,太后与鸷等定策立安帝,惺迁城门校尉,弘虎卉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鸷兄弟常居禁中”。十三岁的刘祜即位,是为安帝。邓后继续临朝称制,治理天下。邓绥实际掌权十七年之久。
范晔在评价邓皇太后的时候讲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虽说对她的作为用了批判的语气,但后面又与安帝亲政后的情况进行对比,指出:“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败之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去患,自强者唯国。”邓后的“号令自出”,实际上体现出了邓皇太后在对政权的把握之上的责任感,也体现了她的“自主”精神。辛润英指出邓太后的“自主性”使得她临朝时期“号令自出,大事己断,军政大权决不旁落外戚和权臣”。
在处理内政的问题上,邓太后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实际中。针对当时皇室和豪门地主、巨富商贾所过的奢侈糜烂的生活,她提倡简朴,下诏:“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劝止,(日)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宫中奢靡的耗费得到减省的同时,邓太后也对地方的进贡进行减半。上林苑养的鹰犬全部卖掉。蜀郡、广汉郡生产用金银装饰的九带佩刀,也不再征调。停止征用三十九种绘画工匠。同时对御府、尚方、织室等官署负责办理的锦绣、冰纵、绮毂、金银、珠玉、犀象、玳瑁以及其它雕缕玩饰物品,下令全部停止制作。宫中奢靡的生活风气得到了很好的制止。
邓太后临朝的东汉中期,各地水、旱、虫、风、地震等灾害连年不断,“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针对这样的情况,邓太后作了很多的努力,她除了多次下诏蠲免田租、复除徭役、廪贷饥贫以外,还采取了调整土地占有关系的措施。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樊准上疏提出建议:“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及四方,人劳省息。”太后听从他的建议,悉以公田赋予贫人。每遇灾变,邓太后都亲颁诏令,遣员贩救灾荒,抚慰民情。范晔评论道:“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户,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可见范晔对她在这一方面的所作所为也是怀着充分的敬意的。
针对“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减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的情况,元初六年(119),邓绥诏令征集皇族之家年满五岁以上的子女四十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为开邸第,选聘先生,教授经书。“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徐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这所学校,据蔡锋的考察,“更是一间中国历史上明文记载的男女同校、同学的最早官办贵族学校”。“邓太后的初衷不仅是为了‘褒崇圣道,以匡时俗’,其还有怜惜贵族女性不识文化之情。通过这一举措,邓太后就将文化教育的范围首先向贵族女性开放,这种大胆之举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在处理“外患”的问题上,她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气魄。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鸷以军役方费,事不相瞻,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邓鸷认为“譬如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但郎中虞诩等则认为“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邓绥否决了其兄邓鸷等“弃保”的提议,坚决采纳虞诩等人的建议,转守为攻,终于将西羌暴动平息。其后邓太后重用虞诩,“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这种“不弃土地,不示弱远夷,不暴短海内”的原则,也体现了其战略眼光。所采取的“边抚边战”的方法,也保证了边境安宁。
对于那些反对她执政的人,她则一改她原本温良的作风,坚决给予镇压和罢免。在反对她的人当中,最典型的是周章、杜根和邓康。永初元年,司徒周章反对邓太后临朝,密谋诛杀邓鸷、郑众、蔡伦等重臣,企图废掉邓太后和刘祜而立刘胜。此事失败,邓皇太后立即罢免周章之职,章畏罪自杀。而“根性方实,好绞直。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邓康则是邓绥的堂兄,因为太后长期临政,借口有病不上朝,太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虽然她对这些人的镇压一直受到后代一些人的批判,如王夫之指出:“立十五年矣,邓后宠平原王翼,欲废帝而立之;杜根请帝亲政,而扑杀之;视天位如置基,任其喜怒,后之恶烈于吕、武矣。”但我们应该看到,从对当时政权的稳定和自身权威的确立方面来看,邓绥这样做都是无可厚非的,扫除异己,稳固政权,这如果是一个男性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就值得称赞,但在一个女性统治者的身上,却被认为是“残忍”的表现,这不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相反的,从邓绥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她不同于一般封建女性的另一面,即她的果断和对事情主动权的掌握。
总之,在邓绥的治理下,东汉国家经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仍能获得复苏,社会渐渐安定。邓绥执政期间,外戚宦官均不能为祸,她日夜操劳,躬自处置,增收节支,减轻赋税,救济灾民,终使岁还穰丰,百姓安居乐业。她采纳西域都护任留班超之子班勇的进谏,通西域、抗匈奴,安定并州、凉州,使西线多年无战事。她听从虞诩等人良策,以赦免战俘、安抚和谈的办法转守为攻,使羌人暴动得以平息。可谓功垂竹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