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剧之王》里，周星驰对着张柏芝背影喊：我养你啊，让人印象深刻。男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多是真心的，但如果女人真的将自己完全依托于男人时，最后的“我养你”难保变成云烟。世事和人心易变，电影没有给出一个结局。

而张恨水的小说《欢喜冤家》，这就是一个民国版的类似于“我养你”的故事，这故事以悲剧结尾。

白桂英是北平当红的戏伶，但厌倦了逢场作戏，讨厌身不由己的客套，不顾反对毅然嫁给普通小科员王玉和，一心一意过家庭生活。但是王玉和不幸丢了工作，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带着白桂英回到老家乡下。尽管一再小心谨慎，还是惹哥嫂不高兴，只好又带着新生女儿，一家三口回到娘家，又受到白母的嫌弃和鄙薄。

王玉和一直找不到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无奈为着生活之计，白桂英只能重新登台唱戏，王玉和又无法接受妻子抛头露面，最后留下一封书信，一走了之，剩下茫然的白桂英抱着女儿……这个结局真是引人唏嘘。

《欢喜冤家》是张恨水多部作品中的一部，其知名度远不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京华春梦》等，但是它与张恨水笔下的其他故事一样， 依托于爱情故事，描写女性的命运。

人物形象依然生动，对人心和心理变化描写细致入微，世情的冷暖刻画得也很真实。当整本读完，深感世事无奈。

白桂英做人做事通透爽利，有自己的想法，戏台上唱悲欢离合，戏台下看世情人情，以为自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可是世情比戏台上要真实残酷，心里为白桂英命运三叹。

一叹家庭：摇钱树白桂英

白桂英虽然有母亲和哥哥，但却是白桂英养家。家里的房子，包括一针一线，都由她唱戏所得，生活都依靠白桂英。

而且每次唱戏所得还要分给母亲一部分，哥哥大福也是靠着桂英，给她帮忙跑个腿。

白母把桂英当摇钱树，一心希望桂英多登台多挣钱，所以桂英发脾气时，白母也不敢惹。

在那个时候，唱戏不被看作艺术，还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行业，被称为“戏子”，尤其女子更甚，但是白桂英为什么会去学唱戏，一直唱成当红名角，而且还是她养家？

后来桂英想嫁人时，白母是最反对的，因为她出嫁后，家里没有进项来源了，于是白母狠狠要了一笔彩礼，桂英结婚后，借着哥哥大福要结婚的理由，白母还要桂英出一大笔的费用。

白桂英是家里一棵大大的摇钱树，如果她不能挣钱，母亲和哥哥会怎样对待她？偶尔母亲和哥哥也是会关心她，但这是建立在他们依靠桂英的基础上。

二叹爱情：所托非人。

她不是爱慕虚荣的人，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小科员王玉和，一心一意和他生活，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买菜下厨，每日精打细算维持生活。

王玉和丢了工作不敢告诉桂英，桂英屡屡安慰他，外面四处碰壁，桂英也从无责备，照顾他的情绪和面子；没了生活来源，王玉和带着桂英回了老家乡下，从城市里的娇滴滴的姑娘，变成每日劳作的农村人，桂英咬牙坚持不吭一声。

回到北平娘家，桂英几次和母亲闹翻吵架，只是让王玉和没有寄人篱下的委屈；坐吃山空的无奈下，桂英只能重新登台唱戏。王玉和无法养家，又不能接受妻子抛头露面，还怀疑桂英与以前的客人有什么牵扯，成天酗酒买醉，最后留下一封信，一走了之。

王玉和不算坏人，但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如果生活无忧，他和白桂英应该会很和美，但是世事就是如此，王玉和担不起责任，丢不开面子，每次事情解决不了时总想着逃避。

反而是白桂英更坚强，白桂英更像是现代女性，外能挣钱，内能打理持家，只能说白桂英所托非人，又遇上了一个不好的时代。

三叹时代：个人职业价值

白桂英一直想做个普通人，过普通生活。想摆脱唱戏的身份，摆脱命运，但是个人又怎么抗衡得了整个社会，对抗得了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唱戏归属于“下九流”行业，上不得台面。在北平时，人们一边捧她，赞她有风采，又一边瞧不起她是“戏子”；回到王玉和老家时，乡邻指点和鄙视她，被人评一句“戏子无义”，哥嫂背后也瞧不上她。

后来再登台，也是为了生活，但丈夫王玉和声声说着不介意她的身份，但实际很在意；

哪怕白桂英独立坚强，哪怕她洁身自好，但她“戏子”的标签，粘上就再也撕不下来。因为她是女子，因为是戏伶，她的“个性”，她的价值，在当时的年代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

故事结尾处，白桂英正出演《天仙配》，也是预示白桂英与她想要的，正是隔着难以跨越的“天河”。

时代更替，女性局限与发展

如今时代变迁，当今的女性地位比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时代带来的地位平等，尊重个人价值。社会对待女性的家庭观，工作观到爱情观，都有了翻天覆地地改变。

但《欢喜冤家》里，白桂英式的女性在现代社会还是存在，今天读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仍然有女性意识不到自我价值，一些东西只是变换了形式存在而已。

在《欢乐颂》里，以樊胜美角色为代表的一直为家庭牺牲的姐姐妹妹们；《我的前半生》里，以白子君将自身完全依托于家庭和婚姻的女性们，再对比《欢喜冤家》，与白桂英何其相似。

可叹聪明通透的白桂英，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她还是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见识有限，思想里还是会将自身命运寄托于嫁人来改变。这是当时年代的思想和价值所致。

设想一下，如果白桂英生在现代，可以读书，不必羡慕别人的识文断字，可以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按她的性格，可以成就事业，也可以有更好的情感选择……可惜这些机会白桂英都没有。

张恨水曾说《欢喜冤家》：“载出之后，颇也蒙受社会人士予以不坏的批评……不敢说会令读者读之一定有益，至少也让人家读之无害”。

心里再为那个时代叹一叹，更感谢如今多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