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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铁骨义。
全文字数：约4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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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1923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等职。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仍坚持斗争。1937年夏，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王若飞自传手迹
王若飞有些给舅父黄齐生的几份家书，可惜原版已经无法找到。以下是书信的部分文字。
亲爱的舅父：
今日得读舅父一月十八日亲信，并汇来＜大＞洋五元，前次汇来十元亦已收到，因上次发信时，写的过多，竟忘告诉。舅父对我生活如此关切，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前日由高等法院转来绥远省政府发还存款尾数57元3角（因为从前领过50元绥币，合大洋20元，所以此时实发37元3角）给我狱中零用，至于全部存款，须俟本案判决，始能定夺。所以我现时的钱，已够一年的花销，以后请舅父不必挂念。
舅父信谓改造社会与打破环境之人，必须注意个人环境的修养而后可以取信于人，这是很对的。舅父举中庸之好学、力行、知耻相勉，自当接受。好学、力行的功夫尚不困难，“知耻近乎勇”是含有很大意义的。常见一般人，总喜欢掩饰自己的错误，掩饰自己的缺点，掩饰自己的不能，去盗名窃信，而终于站不住脚。只有真正的大勇者，才不以名位系心，才不以明白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为可耻；而以不知自己的弱点，不能除去这些错误弱点为可耻，努力的实行“过则勿惮改”的精神，努力的除去自己的弱点。所以“知耻近乎勇”，能知耻者，终必成事。
舅父寄来历史图书，已看见秦良玉一套，编印都很好。还有五套在科内，尚未交下来，舅父题郑子尹先生《巢经巢诗钞》，及郑先生《醉寄内妹诗》，均已反复吟诵，颇感兴趣。
数日前提笔给铭兄写信时，正当岁尾年头，不免有刘玄德髀肉复生之感，故语气亦自然反映出一些感慨之言。现在狱中对于健康颇知注意，近来尤特别于饮食及清洁加意。更可告慰者，是甥之精神并无丝毫颓丧，所以一切能熬耐，务请舅父不必挂念。冬令天短，房中常是阴暗，自然使精神上也受些影响，好在现已交春，天气渐暖，日光春风能渐送入，身体亦当较现状为佳。
近日传闻日军已占山海关，进攻热河，必然要使华北震动，舅父原已定期南下度岁，竟反因此不走，以视一般之临难苟免仓皇远避者，愈见舅父精神之不可及。传说是战争甚紧，绥远傅主席将率＜第＞三十五军东下参加作战。我未能看见报纸，不知中国是否已经对日绝交宣战，实行抵抗，实〔拼〕力夺回东三省，抑或只是增加防御。如果真是已经绝交宣战，则这个战争与其意义十分重大。我认为这个战争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战争，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参加这个战争，拥护这个战争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信给傅作义主席，说明我对于这个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的意见，并要求能给我以实际参加的机会，使我的血能流在这伟大的革命战争中。也许我的意见、我的要求很难被采纳，但我的自信是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严重的局面下，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革命战争中必须有的表示。我将原信抄在铭青兄信后，嘱代转送舅父。今接舅父信，知他已南迁，所以连给他的信一并寄交舅父。
祝舅父健康
甥 若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1937年，李培之（左一）、王景任、黄齐生（右二）、王若飞（右一）在太原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王若飞是一位广为人民群众熟悉和敬爱的革命先辈。他的一生是“一切为人民打算”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王若飞原名王运笙，由于喜爱《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诗句的雄奇豪放，改名王度，字若飞。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他与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双十协定”。1946 年4 月8 日，王若飞携带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今天，当我们重新走近王若飞，走进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时，仍能清晰地看到他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足迹。
1896年10月，王若飞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城北街一个地主家庭。由于自幼家境多变，王若飞7岁时被舅父黄齐生从安顺王家接到贵阳。黄齐生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都在探索教育救国兴邦的真理，对王若飞走上革命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1919 年10 月，王若飞又与舅父黄齐生赴法勤工俭学。当时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有一大批是立志救国的青年，蔡和森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结识蔡和森，对王若飞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王若飞系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阅读和思考中改变了原有的各种错误思想，慢慢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李维汉回忆王若飞时曾说：“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旅法期间，王若飞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特别是认识了川籍工友邓希贤（即邓小平），他们同住一个工棚，经常在一起谈革命与理想，成为惺惺相惜的挚友。邓希贤18岁生日那天一大早，王若飞就大叫“西关男儿年十八，跨马横刀走天涯，我们的小希贤满十八岁了，应该庆贺庆贺”！随即王若飞和舅父分头置办酒菜，邀请了很多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为邓希贤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回国以后，二人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但由于工作原因始终未能见面。直到1938年王若飞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而邓希贤已改名邓小平，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邓、王二位才得以重新聚首。二人情谊深厚，以至他们的后代也相互交好。邓榕（小名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若飞其人聪明好学，思想敏锐，性格开朗，待人随和，在敌人狱中坚强不屈，大义凛然……他和父亲相交甚笃，战争年代还互赠照片留念。王若飞只有一子，小名也叫毛毛，虽然王毛毛大我许多，但父辈既为战友，我们也自然成为好友。”
国民党当局对王若飞的判决书
1931年11月，王若飞在包头开展秘密工作期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先关押于包头，后转押太原陆军监狱，从此开始了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王若飞在狱中始终坚持斗争，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和担当。
王若飞被捕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一次，敌人拿枪对准王若飞，气势汹汹地威胁道：“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你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上西天！”王若飞大义凛然道：“你们这帮混蛋，昨晚我都说过了，还啰唆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招’字早就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敌人气急败坏，把王若飞拉到包头城北边的空地上，假装要枪决，并对他说：“这是最后的时刻，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吗？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王若飞早就做好就义的思想准备，他临危不惧，说道：“用不着考虑，开枪吧！”过了很久敌人的枪声也没响，王若飞这才知道原来敌人是在恫吓他。王若飞大声训斥敌人：“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
枪杀没吓倒王若飞，敌人就在法庭上公开审判他。但令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王若飞把法庭变成了辩论场，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舞台。从下面这段精彩的对答中，人们便能看到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捷才思与坚定信仰。
法官：黄敬斋（王若飞的化名），你参加共产党以后有什么犯罪活动？
王若飞：什么叫犯罪？
法官：犯罪就是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王若飞：什么民国，你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群强盗！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你们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与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工具，是他们的忠实奴仆！
法官：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王若飞：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可以到大庭广众之中，让群众评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法官：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这是在审问，不是让你讲空话、唱高调。
王若飞：哈哈，你们的法律，原来是见不得人的。
这次审判一度让法官陷入尴尬境地，敌人只好慌忙退庭。
“四八”烈士陵园
革命者也有儿女情长，只不过来得更加悲壮。王若飞在狱中时，给妻子李培之写了一封诀别信：“别了，培之，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迎接我们的胜利吧。”当时他以为自己时日不多，但又万分不能割舍挚爱的妻子。他与妻子相约未来，相约终会到来的胜利，虽身体不得相见，但他们的灵魂定能相会于那里！ 舅父黄齐生与他的感情很深，常到狱中探望他。他宽慰舅父：“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我所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争取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的事业。他们逮捕我，就是因为我和人民站在一起。”谈及后事，舅父问：“万一不幸，遗体何归？”王若飞道：“一火了之。如果有幸，可葬于大青山昭君墓侧。”黄齐生感念他对信仰的坚贞，也心痛他慷慨赴死的决心，悄悄在大青山给王若飞买了一块墓地，以了王若飞之“遗愿”。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等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4月19日，在重庆各界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周恩来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说到王若飞时，他悲痛道：“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4 月7 日，王若飞在重庆临别前向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最后遗言，他光辉的一生完美地践行了这一诺言。
来源 | 山西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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