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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专家谈”系列文章⑧
长征十题
■程中原
编者按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军网微信这里有十道题想要考考你，注意了，一大波题目来袭！看你能答上来几道？
第一题
中央红军长征是不是毫无准备，匆促上路？
第二题
有多少路红军进行长征？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之前有多少次会师？
第三题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向有哪些调整？为什么确定落脚陕北？
第四题
《遵义会议决议》的意义与不足。
第五题
谈谈扎西会议的经过及其在长征史上的地位，从“扎西会议会址”的匾额谈起。
第六题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七题
张闻天为什么能写出《遵义会议决议》？
第八题
长征途中党中央对张国焘团结、斗争的四个回合。
第九题
张闻天、毛泽东对长征意义的总结。
第十题
什么是长征精神？
呜呜……看了这十道题目，没有几道是我能答上来得……本宝宝表示很着急！
没关系，中国军网微信请来权威专家程中原为大家答疑解惑，十道题的答案这就在此奉上，不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可要好好学习学习啦。
程专家解答：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准备的。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策，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主持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博古、周恩来、李维汉等组织下积极进行。
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讲了准备情况。他说：“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第三，“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第四，“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用”。第五，“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要的通信器材”。
此外，毛泽东到于都察看了地形，选择了突围路线。红军长征出发时，利用枯水期，在选定地点架了五座桥，安然过了于都河。就是走的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此外，还同南霸天陈济棠达成协议，给红军让出西进道路。
人们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指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中国工农红军震惊世界的长征，还包含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一方面军还包含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在这里，对红军三大主力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长征历程分别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中央红军主力西征之前，中共中央于1934年7月上旬派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7月下旬又派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七军团北上，六军团西进，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突围西征的征程。出发后，由于预先同粤军订有协定，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时展开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下三万多人。翻越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批评博古、李德“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领导。1935年1月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后，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由遵义到扎西的行军途中，由洛甫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确立毛泽东为红军统帅，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进行了传达、贯彻，作出了“回兵（黔北）”“缩编”的决策，全党全军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经过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师。会合后两个方面军编为右路军与左路军北上。8月，洛甫率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过了草地。9月10日，为避免张国焘危害中央，毛、洛、周、博与彭、叶率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危险区，改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一路上智取腊子口，突破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时陕甘支队共七千多人。即南下同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合。这是中央红军同另一支红军的又一次会师。中央红军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取得直罗镇战斗的胜利，“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十五军团成立于1935年9月。当月，从鄂豫皖转移的红二十五军（成立于1931年10月25日），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领下，经过历时十个月、转战近万里、途经四个省的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在延川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这是经过长征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也是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师最早的一次。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即于9月1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后，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即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一万四五千人。
红六军团是最先突围西进的一支队伍。全军九千余人。1934年8月7日在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率领下由江西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西征道路。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战胜了黔、桂、湘敌的围追堵截，于当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军团由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合编而成，于1930年7月7日成立。1934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红二、六军团：中央决定创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仍保存二、六军团名义，二军团长由贺龙担任，政委由任弼时兼任，六军团长为萧克，政委为王震；两军团均直接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历时七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沿途大小战斗千余次，于1936年6月30日在理化甲洼地区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合。7月1日全部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有一万四千五百人。中央军委于7月5日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即分三路北上。任弼时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率左纵队行进，走出了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动摇，对促进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组建于湖北黄安十里坪。因张国焘指挥错误而未能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其主力在张国焘和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率领下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转移，于年底抵达四川北部边境。1933年2月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面积四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多人。从1933年至1934年，经过十个月连续作战，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川陕根据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斗失利后，红一方面军改变北渡长江计划，转向川黔边机动作战。四方面军为扩大苏区和配合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西渡嘉陵江向梓潼、江油地区发展。1935年3月至4月进行嘉陵江战役，歼敌十二个团、攻克九座城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川北、南至梓潼、北至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为四方面军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张国焘在他的右倾逃跑主义指导下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使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4月下旬，蒋介石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于江油、中坝地区。为甩开敌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5月初开始长征。八万多人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5月中旬，占领并控制了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并于6月在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经过了北上与南下方针的反复争论，经历了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而造成的分离，实现了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战胜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红四方面军终于执行北上方针，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从而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这里说的战略方向，或称战略方针，战略目标，也可以说进军方向。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战略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
一、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西征突围时的战略方向是到湘西，与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二、通道转兵
中央红军西征突围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因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比较顺利。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凶猛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红军已经失去了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过了老山界，前进到通道地区时，红军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贵州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洛甫（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同毛泽东商量解决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设重兵，原定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向敌薄弱之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决定改变原定行动方针，向贵州进军。中革军委即于当晚19点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经过斗争，14日，中革军委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的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三、黎平决策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18日，在黎平城内，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洛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毛、洛、王的意见被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第一，会议做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黎平会议还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到遵义地区后，中央政治局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四、猴场会议执行黎平决策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当天，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五、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赤化四川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把十几万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时机。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会后，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想到受到川军顽强抵抗，作战未能得手；加之滇军又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六、扎西会议作出“回兵黔北”决策
土城战斗失利后，如不改变原定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计划，利用敌人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1935年2月7日在扎西境内的大河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云南威信县县城）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七、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进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经过1935年2、3月四渡赤水，5月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会议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八、礼州会议决定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铁坑，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按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司令员刘伯承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强渡了大渡河。
九、泸定会议决定走雪山一线
1935年5月13日到达泸定县城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等待红军。乃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6月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继续前进，翻越了夹金山。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
十、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
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况和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毛、张、周、朱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交换意见。张国焘全不考虑中央方针，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方针。
十一、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确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可是，张国焘并不执行会议决定。以后又经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多次讨论，张国焘仍按兵不动，不执行北上东出方针，以至延误了战机。
十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事件发生后，两个方面军分开，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
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还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洛、博发觉以后立即到周、王治病住地，举行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脱离险境。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9月17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十三、确定落脚陕北的经过
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即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来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毛、洛、博翻读这些报纸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洛甫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毛泽东9月22日下午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他指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洛甫和博古的文章同时登在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两篇文章传递并解释了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1935年9月27日，张闻天在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会议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并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由此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
在１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遵义会议后的征战途中，二十多天里，张闻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并结合会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的决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1936年２月８日，中央纵队继续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进，当天到达大河滩的庄子上。在这里，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成果，概括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集中体现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文献。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作为遵义会议上“发言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同得益于毛泽东的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过：“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益处。”应该说，《遵义会议决议》也是“毛洛合作”的杰作。
《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决议》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决议》用大量篇幅，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运用兵力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
《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决议》论述了正确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军经常掌握住主动权。
二、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制造了一种“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的理论”，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他们抛弃了红军的特长运动战，而采用了对敌人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的阵地战，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决议》论述了用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
三、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
《决议》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因此，红军在有利条件下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在不利的条件下，则可以暂时退却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决议》又指出另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不了解“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同敌人“拚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这是把战争当儿戏”，是“罪恶”。《决议》申述，为了保持有生力量，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受到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的苏区。《决议》还从反倾向斗争高度指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四、对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直接配合”的方针而不是相反。
《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应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然而当时博古等却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遵义会议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西征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等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首先，在实行战略退却的问题上既延误了时机，又“完全忽视”“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采取“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接着，也是更为严重的，是将突围的行动基本上看作不是坚决的和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瑞金出发到黎平，指导突围西征的基本的战略方针是“避战主义”。结果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差不多经常被动挨打，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粉碎五次“围剿”，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到了湘黔边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将突围行动同反第五次“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又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朱德和军队将帅们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则以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的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暂时保存的旧的痕迹。毋须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决议》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２月８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２月内即传达到了全军。
第五题
谈谈扎西会议的经过及其在长征史上的地位——从“扎西会议会址”的匾额谈起
程专家解答：
在云南省威信县县城扎西镇原江西会馆，有一块胡耀邦同志题写“扎西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的匾额。在该县水田寨镇旁边的村寨花房子前面，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水田寨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水田寨花房子这个地方，同威信县城里的江西会馆有什么关系？扎西会议在长征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二十年前，在扎西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会上曾展开相当深入的讨论。在这里，再就有关这次会议历史地位的若干问题作一些阐述。
一、江西会馆会议，只是整个扎西会议的一部分。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两天，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就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军顽强抵抗而失利，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西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后。在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程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寨花房子（或高坎），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石坎子、大河滩、院子，到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决策。这串会议因都在扎西县境内进行，故称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议，只是整个扎西会议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把江西会馆定为扎西会议会址，或者把扎西会议的会址仅仅看作是江西会馆，显然是不很贴切的。
二、扎西会议的经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边行军边开会，作出重大决定和决策。其间，连续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内容，经研究，大致是这样的——
1935年2月5日晚上，在水田寨西边的花房子或高坎，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
在完成博洛交接以后，洛甫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做出决议。以答复项英多次来电的催询。项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是留守中央苏区的总负责人。1935年1月30日，他致电中央，要求“任何紧急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说：“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2月4日，项英又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电，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备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项英当天不见答复，第二天，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成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向中央提出“请立复”，并说：“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要求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
张闻天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经讨论作出决定后，张闻天即于当夜以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明确答复他们2月4日、5日的来电。关于战略方针，复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领导，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这就改变了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没有指示的状态，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任命了领导干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
2月6日军委纵队从高坎进至石坎子，7日到达大河滩。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讨论当前最为紧要的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在大河滩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云南威信县县城）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使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2月8日，中央纵队经大河滩进至院子地域。在院子，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
2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到达扎西。张闻天在镇上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二、六军团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第二天，2月10日，中革军委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这次缩编，除一军团外，其他军团都取消师的建制；全军连干部团在内共编为17个团。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鄂川滇省委和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他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在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弊，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对敌人需要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关于二、六军团的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２月10日，中央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了遵义会议及其决议的精神，宣布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中央组织变动的情况。干部会议最后通过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扎西传达后，毛泽东、陈云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参加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各军团负责同志地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方式向团以上干部通报。同时，党中央还用各种方式及时地向全党全军传达贯彻。2月10日，还召开了从各军团抽调干部和战士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干部会议，周恩来到会作动员报告。
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2月11日电报后，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张闻天主持的书记处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全文用电报发给二、六军团，同时也发给了中央军区和红四方面军。2月16日还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2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还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叙述遵义会议前后战略方针的变化，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
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精神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等为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作了传达。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在天主教堂向军委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作了传达。后来，张闻天在礼州镇天主教堂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三、扎西会议的主要贡献。
从上述会议内容可见，扎西会议做成了七件大事，贡献很大。
第一、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
第二、讨论、通过了张闻天受遵义会议指定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
第三、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第四、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
第五、改变渡江入川计划，作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娄山关大捷这样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第六、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缩编。充实了连队，实行了轻装，提高了战斗力。
第七、组织成立了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
四、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从上述会议进程、内容和主要贡献，可以看出扎西会议在长征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1、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2、扎西会议对全党、全军实现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1935年春的扎西是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
3、扎西会议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
作者简介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张闻天传》《张闻天论》《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