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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因家贫，曾做过几年的官，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自小体弱多病，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称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然而“家贫,不能常得”；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见“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他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六十岁左右去世。深受后世文人骚客推崇，欧阳文忠公甚至认为“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即《归去来兮辞》）而已”；在中国诗人享有很崇高的地位，朱光潜先生认为：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本名：陶渊明
别称：陶元亮、陶潜、五柳先生
字号：字元亮，号五柳先生
所处时代：东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潯阳柴桑
出生时间：公元352或365年
去世时间：公元427年
主要作品：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主要成就：田园诗派创始人、文学史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
作品风格：自然、质朴、情景交融
流 派：田园诗派
私 谥：靖节
喜欢的花：菊花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 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身世背景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情感生活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思想性格
陶渊明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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