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何在

农民何在？撒在大地上的农民，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此起彼落、闪烁于历史的天幕。一茬一茬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会被记载，不会被标注，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站在祖先们的坟茔前，看到一块块被时光侵蚀的墓碑，看到那些残缺不全的碑文，似乎都在倾诉着一代一代农民卑微如尘土的人生。几百年前，在我生活的地方，曾经也有他们的烟火人生，也有他们的命运悲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从来都没有一样。

一

他们，就是历史车轮上粘着的尘土，随轮而走，随风而散。数千年漫漫长途，车轮滚滚，尘土就一直被粘附，被碾压，被抛弃。它没有名字，如果一定要有个名字，它就叫苦难，如果还不直观，就叫它农民。

翻阅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到宣统，明面上是帝王将相的相斫相杀，实际上是标的物的不断转手。农民和土地，成为胜利者的奖品。历朝历代，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如何如何重视农民、如何如何爱惜农民，但骨子里始终是如何如何榨取农民、如何如何压住农民。

法国的重农学派曾经说，中国古代是全世界最重视农民的国度。相比欧洲中世纪，中国古代始终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没有欧洲那样的大量农奴。这与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是否仁慈无关，应该与中国的疆域广大有关，与中国较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有关。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天然地不允许诸侯割据和尾大不掉，必然要反对土地兼并和大规模蓄奴。

重农，是道义制高点，是实际需要，也是坐稳天下的底线。没有农民，广袤田地谁来种？官府钱粮谁来供？工程徭役谁来干？疆域土地谁来守？开门七件事，件件要农民来干。所以，士农工商，农排第二，仅次于官员和准官员的知识分子。

这是正面思维。同时，重农还是一种逆向思维。

不重农，皇上的龙椅就坐不住了。我曾在《家国记忆三十年》中说过，“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王朝兴替看起来是帝王将相的英明神武，根子上还在于千千万万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成群结队、无地就食的流民，成为颠覆的利器”。皇帝为什么反对土地兼并、反对大规模蓄奴？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政府都是按户籍征粮收税派役，土地、人口都集中到豪强名下，政府的户籍册上人少了，地少了，钱粮哪里来？徭役派给谁？

历史上每次赋税改革，都是为了强“干”弱“枝”，都是为了中央财政和集权制度正常运转。当然，农民开始时是得利的，但历史总是有怪圈，就是明人黄宗羲总结的，每次赋税“算法”的调整，到最后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今人将之称为黄宗羲定律。

但赋税“算法”毕竟压不过政权“算法”，所以，赋税制度的弊政总是在累积到不能不改时大改一下，以给政权和农民吸一口氧、缓一口气。唐朝的“租庸调”，明朝的“一条鞭”，清朝的“摊丁入亩”，都是这样。相反，漠视或者政权“算法”不成功，就会付出王朝覆灭的代价。东汉压不住土地兼并，流民蜂起，刘氏天下归了三国；明朝皇帝把负担都集中在农民身上，所以刚刚从驿站失业的李自成登高一呼，“闯王来了不纳粮”，流民云集，最后让满洲得利。所以，为了龙椅，皇帝决不能自己破了底线，怎么着都要给农民一点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封建皇权重农的终极目的 。

二

什么时候农民能够翻身？什么时候重农是为了农民？什么时候黄宗羲定律不灵了？20世纪上叶，我们党擎起了历史的火炬，发誓要实现历史的翻转，完成农民的夙愿。

我们党与中国农民天然的血脉相连。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农民都是主体主力，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党与农民良性互动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能就能在她破译了中国历史前行的密码，深刻认知了中国农民问题，始终把农民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枢纽和总开关，尤其是在解决好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上。

中国革命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发动农民，尤其是没有土地的穷苦农民到革命队伍里来，是我们党成功的最大因素。新四军当年在我的家乡高呼的口号就是，“万贯家财我有份，光蛋痞子跟我混”，就是要动员被地主老财瞧不起的“穷光蛋”“痞子”参加革命。这些直指贫苦农民人心的口号，其动员力可想而知。只要还想改变一下自己命运，只要还有一点不甘现状的念头，甚至只要还有一点自尊心，反正已经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了，反正失去的只是锁链和贫困，为什么不参加革命呢？搏一搏，前面可能就是一片天。

我们党依靠农民打下了天下，也确实帮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真正让每一个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农村的第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巨大历史贡献还在于从土地改革开始，把曾经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塑造成一个充满活力、有块状力量的社会；把原先犹如散乱存放的土豆一样的农民，组织为一个有归属、有力量的群体，彻底改变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历史；甚至也出现了把传统小农业向互助合作、统一经营的农业转型的苗头和趋势，虽然后来走偏了，但组织、合作、集体的意识，还是深深植入中国农业的发展血脉，这也为1978年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某种程度上累积了一些经验，起码提供了负面的教训。

三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的第一场革命，那“大包干”就是第二场革命。2018年，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开四十周年大型展上，展厅开篇第一个就是小岗村大包干18位农民群雕，这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农民的一种肯定和铭记。说大包干是一场革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但若他们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番什么光景，他们就明白了。1978年的时候，各行各业是百废待兴，百姓生活极其匮乏，农村人穷得叮当响，城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直到小岗村18个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才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如今，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改革的历史地位也早已确定。但我们不要忘了，改革是谁启动的？是农民！“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宣言，彰显的就是农民的历史性贡献！

但农民的贡献还不仅在此。4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也离不开农民的巨大贡献。从早些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到后来的城乡土地价格“双轨制”，是农业农村农民支撑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高楼大厦一半以上在中国，大多是农民工建的；大广场、大马路、高速公路、高铁管网，也多半是靠农民的土地、靠土地收入支持建起来的。农民创造了一度被称为“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如今，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农民还贡献了大部分人口红利，用辛劳和汗水有力支撑了中国制造、中国奇迹和中国崛起。抛开宏大叙事，单从人们的切身感受来说，现在城里人每天吃喝拉撒睡，日用器具哪一件离得开农民？他们的重要性对时下城市来说，就像空气一样，有之不觉，失之难存。

四

如今，中国农村正迎来了第三场革命。乡村振兴开启了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革。这场革命以三权分置为核心推动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道路，以学“千万工程”为契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促进人口城镇化。乡村振兴将着力塑造一个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三农”历史新纪元。如今，这场革命正方兴未艾地在古老大地上迤逦展开。千年梦想将在新时代得以实现，这是历史重塑的时刻！我与农民一起期待。

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的重要政策指向。从领导农民搞土改，到支持农民大包干；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到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取消农业税，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过去，我们党靠农民打天下、搞建设、兴改革，现在，奔小康、抓振兴、谋复兴，同样离不开农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