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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有鲁迅几篇文章《一件小事》、《孔乙己》、《社戏》、《故乡》，注明选自小说集《呐喊》。我迫切想获得这本小说集，可是，周围书店没有卖。有人说，大名县城肯定有。
该年的三月三十日（周日），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大名了。到了大名县城以后，迫不及待地到了南街新华书店。
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的作品单行本，在家时翻阅过《二心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对这些“匕首”“投枪”没有多少兴趣。偏偏没有《呐喊》，也许是脱销的缘故，我只好买下《彷徨》《朝花夕拾》《野草》。然后，到我外公住宿的“八大局”木楼里，还顺手拿了他一套《各国概况》（上下册）。
《朝花夕拾》里面有一篇《父亲的病》，写得非常细致。譬如：“药引子”：“蟋蟀一对”“要原配”。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还有，“衍太太”让鲁迅大声喊不停，以致即将咽气的周老爷子无法平静。其实呢，我们老家的风俗是待老人倒头以后，要求长子到院子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冲着西南方向大声喊“爹”数声。“衍太太”让鲁迅在老爷子生前喊，有误导的嫌疑。
鲁迅就在《琐记》里讽刺了“衍太太”：十多岁的鲁迅在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五猖会》里写的“背书”情景和《红楼梦》比较相像：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过去，都是“严父慈母”式的教育，父亲大都扮演着“狠角色”。我的父亲信奉“棍棒出孝子”的理念，施行高压政策，致使我从小饱受皮肉之苦。姐姐是女孩打不得，因为女孩脸皮薄，不要说打，即使是吵也要采取方式，适可而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南街某人当街扇了女儿一巴掌，想不开，喝农药死了。还有，我的邻居扇了女儿一巴掌，把眼睛打斜了，嫁人都受了影响。我的两个弟弟还小，挨打的重任都落在我的身上了。
最早的一次，母亲到四村教学，带上姐姐和我，把二弟搁在奶奶家。我们每个周日回来见面，都相拥而笑。有一回乐极生悲，抱着一撒手，磕到了二弟的眉头。分手的时候，二弟每次都哭。我和姐就擅自偷着把二弟领到了母亲教学的四村。奶奶和几个姑姑在家都找疯了。回来自然逃不过一顿惩罚。我和姐在屋里立着，先是挨训，还有邻居两个九儿大姐姐在一旁劝和。说着说着，父亲就动怒了，上来踢我，他穿着拖鞋，不小心踢到顶梁柱上，当时脚趾头就出了血。这下更狠了，又一脚，却踢在了拉架的九儿身上。他不得不停下来，向九儿赔罪和道歉。
他可能吸取了教训，从此，借助一根生胶厚皮棒定为“家法”。惩罚的时候，就用皮管抽。
好在，母亲说过“打人不打脸！”，虽然挨打，庆幸终究没有挂过彩。
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想大约也是棍棒打出来的吧。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光复会陶焕卿让他刺杀清庭要员，他说，老母亲怎么办？因此，换了别人。鲁迅当然是孝子，另外的原因，可能是他从来不主张无谓的牺牲。
他大概喜欢过刘和珍，写过一篇《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他冒着危险从“堡垒”里站了出来。
有一天，语文老师给我布置写作文。我当时因为身体缺乏维生素，写作文时，鼻血滴在稿纸上，顺势写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老师说：你的鼻血，怎么能和英雄的鲜血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