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美文欣赏
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书》中的《孟子》是地位仅次于《论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也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书。
毛泽东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历史伟人。孟子对毛泽东大智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心之官则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三个思想方法上。
壹
“心之官则思”，强调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唐朝韩愈将此提炼为“行成于思毁于随”。毛泽东喜欢“心之官则思”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发挥。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会议结论的报告中说：“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联系当时党内思想的具体实际，对“心之官则思”最透彻的阐释、最极致的发挥。
毛泽东从欣赏“心之官则思”到倡导多思多想多分析，这甚至进入了他的诗词创作之中，如他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贰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而不同”反对抹煞差别的绝对同一，主张在重视特殊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普遍性的联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进一步强调从特殊性出发，是孟子对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对许行“市价不二”的主张批评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发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毛泽东曾四次同尼赫鲁谈话。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在毛泽东看来，在世界各国中搞清一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平衡的关系时，又一次引用和发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毛泽东不是只讲矛盾的特殊性，不讲矛盾的普遍性，相反，他认为不齐与齐、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普遍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毛泽东反对从原则、从普遍性出发的祸害实践的教条主义。这是他看重“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所在。
叁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强调正确处理“不为”与“有为”的关系
《孟子·离娄下》中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里勾画出“不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某些事情上不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为。
孟子对“他为”与“自为”关系的认识，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较效益，也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认识。
毛泽东欣赏孟子对“不为”与“有为”关系的认识，多次引用和发挥孟子这方面的思想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有必要的让步，有必要的“不为”。
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
同时，毛泽东阐明合作不能变成混一，不能放弃“有为”，不能没有独立自主，否则，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样才能做到“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