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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沉静
唐朝阎立本《职贡图》,画中所绘是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贞观五年抵达长安,画中显见“异方献宝,万方来朝。”
提起阎立本,很多人知道他是画家,并不知道他还当过宰相。皆因画名太盛,光焰遮住了官衔。
阎立本(601—673),是初唐著名画家,他特别擅长刻画人物神貌,时人誉为“丹青神化”,史称“工于写真”。阎立本传世画作有《凌烟阁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则是《步辇图》,画的是贞观十五年(641年)春,吐蕃使者禄东赞拜见唐太宗的情景,当时已官至刑部侍郎的阎立本,在宫廷见证了“汉藏和亲”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用画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阎立本是远超宫廷画师的最好的画家,这一事实有目共睹且众所周知。此外,他还是个成就非凡的工程学家,阎立本与其兄长阎立德先后出任将作大匠,包揽了唐初宫殿、宗庙、陵墓的设计、绘画和工艺。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仕宦多年的阎立本被擢升为右相,正式当上了宰相。正巧,姜恪也因“历任将军、立功塞外”而被提拔为左相。“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的顺口溜不胫而走。
他任期内的大事是(668年8月)唐军破平壤、灭高句丽的捷报,唐朝疆域在唐高宗统治时期最大。公平地讲,阎立本当宰相虽无突出政绩,但平稳过渡也不差,至少不是劣迹昭著的奸相。他载入史册的大功一件就是慧眼识英才,为大唐的复兴发掘并保住了砥柱之才——狄仁杰。
沧海遗珠
狄仁杰(630—700)早年凭借科举入仕,在汴州(河南开封)担任判佐。麻烦的是初出茅庐就被小吏诬告,恰逢(661年)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专门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大臣),他亲自受理审查了这个案子,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找到了自己寻求良久的治世之才。
阎立本对狄仁杰说:“我是一个肖像画家,在我心中自有想画之人与不想画之人,想画的人物中,见其第一眼便有冲动下笔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你就是极少数之人、非画不可之人。”
他赞叹道:“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意思是从你狄仁杰的所谓过错来看,你是个好官,是被埋没的珍宝啊!(后世遂用“沧海遗珠”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
阎立本事后对其近臣坦言:“被我凝视而毫不动容的人,实在从未见过。”当时的狄仁杰是个从七品下的小副官,被不小的罪名陷害,面临前途断送的迎头重击,居然毫不慌乱,更无一丝萎靡猥琐之色。他目光如炬,坦荡磊落,极为沉着冷静,阎立本为其胆识气度所打动,更因其德才兼备而对其爱惜如宝。
于是,阎立本保荐狄仁杰到并州都督府当法曹。犹如伯乐对于千里马的知遇之恩,正是阎立本的慧眼识英才,狄仁杰才没被冤枉埋没,得以崭露头角,此后一身的才华抱负有了施展的空间,最终成为一代贤臣名相。
斗南一人
比起之前的判佐,法曹的级别高了很多,不但管监狱,还负责征收罚款等等。担任法曹对狄仁杰来说是个极好的锻炼,他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典章和法律制度,接触到众多案件和服刑人,对他断案能力的培养、行政经验的积累,都大有助益,为其日后施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并州一干就是十多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得非常出色。同僚和上司都觉得狄仁杰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同僚郑崇质的母亲年迈且长期卧病在床,而郑崇质偏偏接到去边陲工作的调令,狄仁杰表示愿意代替郑崇质出行。长史蔺仁基非常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他还经常对人称赞狄仁杰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古人认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征,而北斗七星是诸侯大臣的象征。蔺仁基夸狄仁杰是天下臣子中最贤能的。后世遂用“斗南一人”比喻天下绝无仅有的人才。
断案如神的“平恕”
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被调到了长安担任大理寺丞。大理寺是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理机关,而丞,级别是从六品上,分管中央部门、京师及地方州县的司法案件的复审。
狄仁杰勤勉仁厚,明察秋毫,刚正果决。很快,他出类拔萃的断案才能就发挥出来了,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创造了一年断案17,800起的纪录。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令人惊叹不已。
更神奇的是,一年内处理完毕历年大量积压的旧案,涉及上万人,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倒是释放了不少被冤枉的无辜百姓。如此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且高效优质地工作,使狄仁杰成为朝野上下钦佩的断案如神、惩奸除恶的大法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狄仁杰从此名声大震,被当时的人称颂为“平恕”,即公正无私、持平宽仁之意。
可惜没有记载这些案件的详细史料,古代传统史书对道德风范和国家大事的重视要胜过刑侦断案。这一空白也留下了想像的空间,在唐代和后世文学以及民间故事中,狄仁杰被演绎为大众仰望且津津乐道的传奇“神探”。(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编写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也译为《大唐狄公案》,在海外广为流传,因此,这个被艺术化的形象,在欧洲与福尔摩斯具有同样的知名度。)
上谏皇帝 下惜民众
狄仁杰断案公道,还体现在不畏强权、嫉恶如仇上,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他也要写检举信给皇帝,绝不徇私枉法,就连皇帝做了错事,他也敢于犯上直谏,进行劝阻。
仪凤元年(676)九月,唐高宗下令诛杀两位误砍昭陵(太宗陵墓)柏树的将军(权善才和范怀义),狄仁杰上奏辩护,认为二人罪不至死。高宗大怒:“他们砍伐昭陵柏树,置我于不孝之地,必须处死!” 狄仁杰直言道:“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在场的朝臣个个大气不敢出,而狄仁杰却泰然自若,他要高宗考虑后世的评价。之所以不敢奉命处死善才,是唯恐皇上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啊!高宗闻言怒气渐消,免去了两位将军的死罪。
狄仁杰的正直忠贞难能可贵,唐高宗把狄仁杰从大理寺调到了身边,升任侍御史(负责审查百官)。他恪守职责,弹劾了两位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宠臣,自此朝廷风纪肃然。
狄仁杰为官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调露元年(679),唐高宗准备偕武后前往汾阳宫,中途必经妒女祠。民间传说衣着华丽的人经过妒女祠,会招风雷之灾。当地官员打算征发数万民夫,另外开辟一条御道。
当时任知顿使(亦称置顿使,掌管皇帝旅途食宿等事务)的狄仁杰道:“皇帝出行,有千乘万骑扈从,风伯为之清尘,雨师前来洒道,还怕什么妒女之害?”于是停止了征发徭役。狄仁杰既妙言了天子至尊,又避免了劳民伤财。唐高宗得知后,由衷赞叹:“狄仁杰真是个大丈夫啊!”
武则天惯用佛教为自己皇权的合法性造势,晚年时还要花费数百万造一座大佛像。狄仁杰劝她说,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百姓,耽误农时,也是放弃国家根本。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今边境尚未安宁,应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又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只好作罢。
赴豫州 刀下救人
高宗去世(683)不到一年,武则天就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沦为傀儡的幼子李旦,自己临朝称制,重用其侄子武三思(任兵部、春官尚书)、武承嗣(当宰相)。李旦上表让位,武则天为谋夺江山社稷,大杀李唐宗室和不附己的文武大臣,甚至不惜杀害亲骨肉。反武浪潮汹涌,先是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闻名天下。接着,李氏皇族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起义,但都被镇压,惨遭屠戮和灭门。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等也全部遇害,纪王李慎被关进大牢后流放病死。唐之宗室几乎被翦除殆尽,幼弱幸存者也被流放岭南,其亲党数百家也被诛杀。参与起兵的皇族后裔更是被武则天改姓为“虺”。
688年9月,武则天派宰相张光辅率十万大军围攻豫州,唐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兵败自杀。作为新赴任的豫州刺史,狄仁杰看到屠城后的凄惨景象。张光辅纵容将士趁机暴敛,以杀降冒功,乱党家属人数居然高达五千多人。
武则天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余口。司刑使催逼狄仁杰行刑,但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拒不执行。事关五千人身家性命,作为当地父母官,不能不慎重。他质问宰相张光辅,为何要纵容将士奸淫滥杀、敲诈勒索,把豫州变成了人间囚城?“您就不怕怨声沸腾,直冲九霄云天吗?!”
狄仁杰上奏武则天,认为一旦按此定罪,将牵连甚广,并一再为反叛家属求情。后来这些家属被免去死罪,发配丰州。他们遥望远方哭着跪谢狄公的救命之恩,到达丰州后,他们又为其立碑,以颂恩德。 而狄仁杰因得罪张宰相,被贬为复州刺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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