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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记》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白话文:
虎丘离苏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没有高耸的山岩幽邃的沟谷,只是因为接近苏州城的缘故,(达官贵人)装饰豪华、满载声歌的游船,没有一天没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游人来来往往,纷繁错杂得像织布一样。中秋时节(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这一天,苏州城家家户户倾城而出,肩挨肩,人挤人,接踵而来。无论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还是平民百姓,没有谁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垫上,把酒放在路边。从千人石到山门,密密麻麻紧挨着的游客多如鱼鳞。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积得就像山丘,酒器里盛的酒如云彩一样奔泻不停。远远望去,就像无数大雁落在平坦的沙滩上,又像彩霞铺在江面上。即使用电闪雷鸣也无法形容那热闹的场面。
刚摆上酒席时,唱歌的人成百上千,声音像蚊虫齐鸣,分不清(唱些什么)。分部安排好后,都竞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争高低,雅乐俗乐都有,唱得好坏也自有分别。过了一会儿,摇头踏脚按节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数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悬在空中,山石反射着月光,如同白练,所有粗俗之乐,都悄悄停了下来。应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个了,他们伴着一只箫,一只笛,一人舒缓地敲着歌板歌唱。管乐和人的歌声一起发出,清幽嘹亮,使听众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树影斑驳,这时,连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个人登场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静息地倾听。他的歌声细如发丝,直冲云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时间。飞鸟仿佛也为这舒缓悠长的歌声所感动,徘徊不忍飞去,壮士听到这样的歌声,也忍不住要落泪。
剑泉深不可测,飞耸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样峭立。千顷云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峦沟壑秀丽无比,这里最适合飨宴宾客。但中午过后,阳光强烈,(游客在此)无法久坐。文昌阁(景色)也好,傍晚的树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只有远处的虞山一点遥遥在望。平远堂荒废已久,我和江进之商量修复它,想在这里建个祠堂,祭祀韦应物、白居易等先贤。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经请求辞官归去,恐怕江进之修复平远堂的兴致也大减了。(可见)山川景物的兴盛荒废,确实是有时运的啊!
我在吴县做了两年县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后一次是和江进之、方子公同去的。我们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来。唱歌的人听说县令来了,都躲开藏了起来。我就对进之说:“官吏的横暴,差役的庸俗,也太过分了啊!以后我辞官后,一定要在这生公石上听曲,以月为证。”我幸好解免官职,客居吴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还记得我当年的话吗?
《虎丘记》作者介绍
袁宏道,生于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12月23日,卒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省公安县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佛学家,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史称公安三袁,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世人认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于湖广荆州府公安县长安里,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诗文。袁宏道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组织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卓然独立。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为徐渭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 ”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 。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
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
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
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
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万历十九年,袁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
袁宏道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
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
袁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袁宏道于禅学主要是因袭了李贽的思想而已,并无多大发明,与张幼于所言,是意气之论。
《西方合论》是晚明期间的一部重要净土宗的著作,本书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与一般的净土教迥异其趣,这主要是因为宏道错综众说,不拘一经,以华严的圆融精神,含摄五教,通贯六阶,开阔了净土的视野。因此,《西方合论》是晚明佛学内部融通合流的产物。《西方合论》既兼容诸宗之说,又以净土一门为旨归。宏道在该书中兼综博取,对莲宗大德也广泛汲取、称。
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余字。
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
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游记文90余篇,于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
如《满井游记》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诗及多数散文,仅限于抒发个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意义有限。当时一些公安派文风仿效者,则更发展了这一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创作,瑕瑜互见,功过并存。总的来看,作为晚明的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其功绩还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长传》《初至西湖记》《叙陈正甫会心集》《虎丘记》《满井游记》《西湖游记二则》《戏题斋壁》《游虎跑泉》《东阿道中晚望》《戏题飞来峰》《袁中郎集笺校》《瓶花斋杂录》《破研斋集》。
流传至今的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广陵集》《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
《虎丘记》作品介绍
《虎丘记》是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游记散文中的代表作。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曾出任吴县县令,短短两年任期期间,热爱游赏山水的作者六次游览苏州名胜虎丘。因为作者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向往和对官场俗务的厌倦鄙夷,万历二十四年,袁解职离吴,因为留恋虎丘胜景,回忆虎丘赏月赛歌的盛大场面以及虎丘各处的秀丽风景。写下了这篇游记散文。
《虎丘记》开篇从“无日无之”到月夜、花晨、雪夕,相对“中秋”来说,同时是铺垫与烘托。下面“每至是日”一句正紧承上文意脉,指出但凡中秋都是如此,笼括年年中秋而并非实指哪一年中秋。从而又强调了本篇是以“中秋”为焦点来表现“登虎丘者六”的综合体验。接着作者从空间角度展开视野,纵横笔墨。挥洒出一幅中秋时节盛游虎丘的鸟瞰图。场面之盛,色彩之丽,声势之大,震耸视听,摇动神魄。作者仍嫌笔墨贫乏,索性径以“无得而状”来否定上面的具体比喻。启发读者展开想象去体味。从实到虚,从有限到无限的变化。显出那游乐场景的美不胜状。整整一段多用整饬的四字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渲染同一对象。有大赋铺张扬厉的风致;笔势则略无滞碍。文气流注,紧密拍合了场面的声容气势,而作者作为观照主体的赞美倾羡之意亦挟带而出。
空间场面的渲染铺排后,作者将视听凝聚到最富市井情调和民俗意味的演唱上面。镜头由全景式鸟瞰转向依时问推进的特写,用墨随之由疏阔而变换为深细。这一大段是全文记写的主体部分。作者用“布席之初”、“未几”、“已而”、“比至”几个标明时问推移的词联带出一幅幅场景画面,整个过程既有鲜明的层次感,又自然流走。场面由喧杂而导向幽静,境界由单一唱的描述,过渡到声、色、景、情的浑融一体。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总述自己与虎丘的关系。作者特别提到最后一次与江、方同登,在生公石上待月的情况,这是为了引出后面的话,而且前面也已申足中秋月夜,所以也只点到即止,不展开描述。品味市民们在月光笼罩下不分贤愚、无论贵贱的歌吹游乐,官身与民众的隔膜使他发出无限感喟,对官场的厌烦与弃官的打算是早就萌生了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在这次登虎丘的遭遇中进一步被强化,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自然也就坚定了原本就有的弃官决心。
将六次虎丘之行融汇一处,选取最为精髓的片段进行记述,达到详略得当的效果,这是文章的妙处所在。叙述方式上,作者匠心独运,采用铺排、裁剪、比喻等手法,围绕虎丘之景、虎丘之人以及游乐之事进行多角度、多方面描写,构成一幅完整的情境,结尾则画龙点睛,通过自己先后以官员和平民身份游历虎丘的不同心境,表述内心情志,赋予文章以讽喻的色彩。文章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