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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
中国古代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它和汉代尚书有渊源关系。汉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君权﹐以主管文书的中书令、四尚书掌握机密要政，太史公司马迁为首任中书令，领尚书评议计书，中书令执掌封事。为便于出入后宫，用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又因有谒者之职，故名中书谒者令。中书长官有令﹑仆射。宣帝末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牢梁为仆射，均专权用事，为朝臣所恶。成帝时增尚书为五，废除由宦者担任中书之制，此后至东汉末，改以士人为尚书。尚书台独掌枢要，地位日益崇重。但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者总要防止臣下的权力过大，以免威胁到自身。
魏晋
中书省的组织，历代均有变化。自魏晋至隋初，以监、令各一人为其长官。后隋又废监，置令两人。唐承隋制，中书令曾改称为右相、内史令、紫微令等，均不久即复旧称。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魏晋时也有单称郎或通事郎的;晋宋以后，概称侍郎)，为中书监、令之副，它与监、令的职责都是答复皇帝的咨询，负责起草诏敕及阅读臣下的表章。自晋至隋初，侍郎员额四人，后改为二人，唐因之。侍郎之下，有中书舍人，初称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之名。中书舍人初掌呈进章奏，后掌撰作诏诰及受皇帝委任出使，宣旨劳问，受纳诉讼。其员额历代不同，唐时置六人。中书舍人之下，复有通事舍人(一度改称通事谒者)若干人，掌朝见引纳，殿庭通奏。此外，又有右补阙、右拾遗，掌谏诤，唐代所置;起居舍人，掌修起居注，隋代所置。
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魏晋之初，监、令、侍郎多亲自起草，如曹魏时刘放为中书监，善为书檄，三祖(魏武、魏文、魏明)诏命多出自刘放。西晋张华为中书令，当时诏诰皆张华草定。其后，担任监、令的高门士族，崇尚清谈，厌亲细务，起草诏诰文书，多委之于舍人，于是机要之权逐渐下移。南朝时，草拟诏诰成为中书舍人的专职，其时皇帝为了便于驱使，多以低级士族或寒人充任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参预决策。南齐永明(483～493)中，中书通事舍人权倾天下。梁武帝信任周舍、朱异，两人先后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虽官位多次升转，但不离舍人之职。陈时，“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形成中书舍人专政的局面，监、令、侍郎反而成为虚位。这种情况在陈亡以后才有所改变。北朝的中书监、令仍然掌握诏命起草权，如北魏高允、高闾均以能文为中书监、令，诏令书檄，多出其手;北齐邢邵、魏收亦曾为中书监、令，亲作诏诰，与南朝由舍人起草诏诰的情况不同。
隋唐
中书省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三品(代宗升正二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
又置侍郎二人，正四品(代宗升正二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
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
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
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
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从三品，右谏议大夫4人，正五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宋代
宋代虽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而中书省之权特重。《宋史·职官志》说：“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宋代中书省之职是“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群臣奏请兴创改革及任命省、台、寺、监、侍从、知州军、通判等官员。”中书省掌握行政大权，它与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合称“二府”。
北宋前期﹐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习称政事堂)﹐置于皇城之内﹐不再设于中书省。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建为中书后省。中书令仍虚位﹐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别置中书侍郎一人为副﹐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并为执政。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
南宋时﹐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辽金
辽以南面官治汉人﹐其南面朝官亦沿唐制有三省之名。中书省初称政事省﹐兴宗时改。其官见于记载者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然未必皆有实职﹐大抵多用以招徕汉人或示荣宠。
金熙宗完颜亶官制改革﹐参用唐﹑宋之制建立三省﹐然中书令以尚书右丞相兼任﹐位在丞相下﹐亦不置实职之侍郎﹑舍人﹐掌诏敕者为翰林院﹐故中书省徒有虚名。完颜亮废中书﹑门下二省﹐仅存尚书省为最高政府机构。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此外﹐大汗的怯薛组织中有必阇赤(bi ike i﹐意为掌文书者)一职﹐掌写发诏令及其它宫廷文书事务﹐设有分掌畏兀儿文﹑汉文﹑波斯文等各种文书的必阇赤。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必阇赤机构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阇赤长得以参预管理政务﹐成为次于大札鲁忽赤的辅相之臣。1231年﹐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今山西大同)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耶律楚材﹑黏合重山﹑镇海三人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元制尚右﹐故右在左上)﹐各一员﹐或仅置右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又置参议中书省事四员﹐掌左司﹑右司文牍﹐参决军国重事。左司﹑右司﹐各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中书省领六部。中统元年初置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至元元年(1264)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七年始分立六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各地区相继分立行中书省﹐总隶于中书省﹔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即内地的意思。至元七年至八年﹐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至大二年(1309)至四年三次设立尚书省分理财赋﹐亦置丞相及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宰执官。在这期间﹐行政权实际上归尚书省﹐各行中书省亦相应改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罢﹐权力复归中书省。
元朝中书省在远方还有一些派出机构(一种特殊的行政专署，一种政府机构)即各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后来代指其辖区，后来再简称即地方上的省(但中书省本身并不代指其直辖区“腹里”)。
注意：中书省的直辖区(“腹里”)不是中书省，正如行中书省本来只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而不是行政辖区。有的说元朝中书省有两个义项，一个是“腹里”行政区，是错误说法!
明朝
明初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明朝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六部﹐职权甚重。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乘机废中书省﹐以六部分掌庶政﹐直接受命于皇帝﹐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见胡惟庸案)，只留置中书舍人。清朝有中书科，但不具备中书省地位，仅具有监察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