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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科场失意的老举子,以教书、卖文为生,直到六十岁才考中进士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归有光。
一、读书应举,连蹇不遇
归有光三十五岁 (南京乡试中举)以前所在的书斋可能众所周知,那就是有名的"项脊轩"。 因为归有光的远祖曾在太仓项脊泾居住过,由此而得名。归有光自己在《项脊轩志》中有云:"余自束发(十五岁)读书轩中", 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他三十七岁时离开项脊轩,归有光在这里居住和读书的生活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正如他自己所说:"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喜的是,他可以借书满架偃仰啸歌,旁若无人地专心读书;悲的是,他在这里数次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生离死别。
归有光的一生经历了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他十四岁应童子试始,之后六赴乡试,九上公车,六十岁考中三甲进士。除了最后五年的为官生涯,其余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应试中度过。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了归有光读书、讲学、著述、交友等诸多活动。
明朝是一个科举制度相对完备的王朝, 对于出身低微的读书人而言,这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渠道,家道中落的归有光也不能免俗。 他从五六岁开始就诵读四书五经, 一直读到六十岁,五十多年的读书人生,换来的是三甲进士, 官职为长兴县知县。这段艰苦卓绝的寒窗生涯,背负着归有光整个家族期待的眼神,也背负着他两任妻子任劳任怨的短暂人生。
归有光从小学习小学古事、《孝经》以及朱子著作等,十四岁就为同县名士们所知,嘉靖十九年(1540)他因应天乡试而被主试张治大加赞赏。除了张治以外,不少考官也都对归有光期以厚望。但同时,也有人对他进行诋毁。不论是面对自己坎坷的经历,还是他人的诋誉,归有光始终以较为平和的心态,屡试不挫。
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可是,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
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举应天乡试第二名。这次考试,归有光可谓一试成名,若干年后他仍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庚子之岁,举於南都,而所试之文,乃得达於左右。顾称赏之不置,时有获侍而与闻之者,辄相告以为幸矣。子之见知於当世之钜公长者如此。自后数试於礼部,遇明公之亲知,未尝不传道其语以为宠。
文中提到的矩公长者就是当时的主试考官张治。张治(1488—1550),字文邦,号龙湖,嘉靖间历官南京吏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掌院事,南京吏部尚书。据《金陵琐事》载:"嘉靖十九年庚子科,主试张公治,龚公用卿,初取一卷,定为解元。见卷上皿字号,恐为他省监生,不可冠南畿,遂置之第二名。拆号,乃是名士归有光。"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中说:"故相张文毅公治时主试,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国士相许。""钱谦益也说:"嘉靖庚子,(归有光)举南京第二人,为茶陵张文隐公所知。
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南下还乡后,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
二、不附权贵 勇抗巨子
归有光曾不遗余力地批评七子派创作上追章逐句、模拟刻窃、随波逐流的做法,认为七子派及其追随者,"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到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敝一生以为之,徒为孔子之所放而己。"虽然他们自己标榜要上追秦、汉,但实际上却仅仅拾魏、晋、齐、梁之涕唾:"区区徒取魏晋诗人之余,幕拟锻炼以为工。"。而雕琢、模拟、尚华黜实的结果,使得他们丧失了辨别文章好坏的能力:"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以赝为美,以假为真,给文坛带来不良影响.归有光对七子派中有些人创作的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前后七子的诗文集中,颇多模拟之作,甚至有整章只改易数字或数句者,这种倾向且逐渐成为一时好尚,"海内宗之,翕然成风",致使文风陈腐,无所创新。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士奇、荣、溥)统治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三、晚年入仕 兢业守职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在第九次会试中得到了进士的功名,被任命为长兴知县,时年他已经60岁。当时长兴知县已经空缺数年,县务皆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府衙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归有光言及当时长兴囚帐中:"除军徒外,凡凌迟处死、斩、绞共七十九名",并称"唐开元之盛,通天下死罪仅二十四人,今以区区二百里之县,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职每当临省,……未尝不为之恻然痛心也:……而多有无辜枉滥者,宁可不为之申理。"归有光将无辜判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受诬入狱者平反,并严办鱼肉百姓的恶吏与捕快。每次审判听讼允许妇孺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常当堂决断。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予衣食。一重囚母死,许其归葬,料理丧事后,该囚不理会旁人嗾使,自动返回。当时长兴地处贫僻,劫掠成风,有的盗贼二三十年官府不能擒治,为害甚大。归有光便挑选精干的士卒,事先告谕,赏罚分明,使之勇于效力,终于将悍盗擒获。当时太湖边十三户平民,被乌程县坐指为盗;又宜兴县诬六十人为盗,致被逼远逃,田园荒芜。归有光亲自旁缘湖上,遍入山中察知实情后,移文两县分别为他们昭雪。经过三年整治,长兴风气转好,往日自太湖至湖州,商贾多被剽掠,后则船只昼夜行驶,乡间"夜不鸣犬"。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隆庆二年(1568),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但1750年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正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异书。不幸,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却被病魔缠身。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于在第二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于北京,时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