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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首先就要讲究人品，一个人如若人品败坏，那在其他方面再怎么大放异彩也是没用的，就好似南宋秦桧，徽宗赵佶。近代文人私德完美之人不多，但私德亏损招致骂名的却不少，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无法否认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上所做的贡献，但正是因为这份贡献实在太过于强烈，他与人民心中文人本该有的风骨越是背离，这个背离又和一个十分奇特怪异的时代关系在一起。
郭沫若是个文学巨匠，但他在风波来临之时，却弯腰得太过简便，人们觉得一个文豪在这个时期不应该是这样表现的，一个天才怎么会迎合的那么强烈，这种巨大差距令人们对他感到震惊厌恶甚至是替他极端羞耻。
在敏感度上郭沫若比同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都高出一大截，同样他也是在那段动荡之中为数不多全身而退的文人之一。他的成就也说明了他是个会看风声势头的人，或许只是为了让自己在那样的年代里活的更舒服一些，又或许是他并不在意自己在文坛的名声评价。
人们辱骂郭沫若的另一大原因是他利用铲除异己，在曾经共事的朋友被批斗戴帽子之后他不但不出手营救，反而落井下石。就这样，郭沫若被自己拉下了神坛，动荡结束后嘲讽他的打油诗句散文故事层出不穷，可他依旧巍然不动。
郭沫若个人主义极为浓厚，在他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他不允许有任何与其意见不同的文章发表，任何学术争斗在郭沫若手里都得恶化成政治不正确。本来文人从政无可厚非，但借政治手段污染学术环境，确实令人不耻。中国历史本该就是在百家争鸣你来我往之下发展进步的，却在这样一刀切的环境下足足停滞了数十年。
而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郭沫若的鄙视更多地体现在对那个非黑即白极端年代的痛恨，我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时光，但文字记载给予我们的情感冲击却依然存在。在这个前提之下，郭沫若似乎是最好的发泄材料，诚然，他本人的的确确有一些人们不能苟同的极端品质。但人们对他的抨击除了对他自身品格的不屑，大概还有很多对于这份投机倒把所代表的那群墙头草的不屑。
不用我们后人下定义，他在做出选择之时就已经明白自己身后会背负怎样的骂名，然而他依旧选择了眼前的利益。他后期的所作所为和其真实想法有多大的冲突矛盾，现在我们已经无从考究。
郭沫若文学研究颇有造诣，绝不是个糊涂人，但他明显是个玩不好权术的人，他步入政坛、把文学和政治掺和在一起也就开始了一场闹剧。他不过只是个读书人中的翘楚，在权利场上的逢迎阿曲，与他许多文人共有的懦弱本性有关，当然也与他的品行有关系。总体说来，他的品行有亏，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下他的这份选择可以理解。
参考文献:
[1]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