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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撰文
郭沫若先生于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一个商人家庭。幼年在家乡私塾念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被称为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及诗人。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研修医学。生长在四川农村的郭沫若,亲眼见到身边的老百姓都因看不起病而丧生,年轻的他与鲁迅先生一样试图走“医学救国”之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也要随之而复兴,郭沫若当仁不让,亲自率队到各省考察调研,至今全国各地都留有他的题诗、题词。
成都“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浪成都时的故居,位于青羊区青华路37号,占地面积300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1953年修缮杜甫草堂,郭沫若撰题楹联一幅:“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幅联虽仅16个字,却高度概括了大诗人杜甫的一生,字体雄浑力透纸背,尽显一代大家风范。
纵观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郭沫若这类题字、题诗还很多,如题“都江堰”,题“杜甫草堂”,题“天涯海角游览区”,题“故宫博物院”……我虽能如数家珍,留点空白待网友去汇集。
陕西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因轩辕黄帝死后葬于此地,号称“天下第一陵”。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率十八万大军亲祭黄帝陵以来,桥山就成为历代王朝举行国之大祭之地。
1958年,黄陵县曾上书毛主席,请求为修复后的黄帝陵题字,毛主席看后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祭黄帝陵文》,题字的事最好让郭老(郭沫若)去写。”随后他就把信转给郭沫若。同年5月,郭沫若将写好的字交人寄至黄陵县,由当地将郭老的书法手迹刻于石碑上,竖立在黄帝陵前的祭亭中央。
由此可见,郭老的书法艺术世人共识,否则事关国之大事的题字,毛主席也不会让他去写。
东西方思想文化,历来是相互渗透、相互排斥;有时表现为相互借鉴,有时则又水火不容。八十年代初,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厌倦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保守、极左的倾向,试图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中寻找出路,这种状况正好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为了占领阵地,他们不惜对国内的名人、名著进行诋毁,甚至攻击。郭沫若自然而然成为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就连鲁迅先生这位史上已有结论的人物,也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时至今日,这种思想还像孤魂野鬼一样冷不丁地冒出头来。
他们给郭沫若扣上“无耻文人”“文字弄臣”“抛妻弃子”的帽子,批评郭老的字:①不是书法,最多学写过毛笔字;②学艺不精,不可称“体”,只算作“老干部体”;甚至连郭老三段婚姻的陈年往事也翻出来拉黑。一时间无论是学术界的报纸杂志,还是民间网络,都是这类报道,弄得大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郭沫若的书法作品渐渐地淡出大众的视线。
新的时代造就新的艺术,新的艺术也在讴歌新的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犹如时代的号角,鼓舞着人们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在这文艺创作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调回头来,看看那些人对郭老书法艺术否定的论调实有必要。为此我也列出两条,论证如下:
一、郭沫若的字到底是不是书法?
在有关郭沫若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郭老的家庭,虽为经商之户实为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曾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其父为族人办起私塾,送自己的子女去学习。练字成为私塾进门第一课,“字是打门锤”一直是旧时文人的信条,然后才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及《龙文鞭影》。私塾里的先生是一位秀才,写得一手好颜体,他以颜体教郭沫若写字。过去的秀才拽到今天,任何一位都可称书法家,这为郭沫若的汉字书写打下扎实的根基。
郭沫若是一位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汉简都有极深地研究。在1935年到1937年的研究中,为了排版印制的方便,他从文字史到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都亲自摹写,许多手写本都是以楷书的形式,如《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及郭沫若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使他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汉字的书写上也日臻娴熟,自然而然地将古文字的精髓融入到书写的笔意之中。早在辛亥年间(1911年),其书法就得到业内人士广泛认同,如今则更为精湛。
这些由郭沫若手书影印而成的考古著作,若从书法的角度去审视,常常令人惊叹。沈雁冰、范文澜在看了这些手书原件之后发出惊叹:“郭沫若书法用笔的沉稳、格调的老辣,工程之浩瀚宏大非常人可为,我等只能望其项背!”
看到这里,我想那些说郭沫若的字不是书法的人,也会为之震撼吧!自古以来,一位大书法家必定是大文学家、大学问家,郭沫若和古代书法大家一样,一生不曾把书法作为自己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刻意地去创作。他手中的笔墨是随着他作书立著的心而跳动,其字是在他做学问的过程中而练就,这与当今会写几个字就称书法家的人不一样!
所以,郭沫若的字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人书合一道法自然,不但可称为书法,而且是上乘书法!
二、郭沫若的字是“老干部体”还是书法大家?
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从白话诗、古体诗到律诗无一不通、无一不晓。他的书法艺术早已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七十年代的人民画报、报刊、杂志,经常以郭老的字体作通栏标题,吸引很多热爱书法的朋友,将其剪下装订在一起,作为学习材料,我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讲究“书画同源,画中有诗,诗中有画。”郭沫若的很多书法作品,都是以书法的形式将自己所作的诗写出来,这样其用笔用墨是随着诗中的情感腾跃、伴着诗词的节奏飞旋,如影相随韵味无穷。
看了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大家亲切地称其字为“郭体”。对于这个称谓,反传统者知道从正面去否定郭沫若,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采取迂回的办法,往郭沫若身上泼脏水,不惜借郭沫若家庭生活的陈年旧事转移视线,说他“抛妻弃子,德不配位”,“书法名气是权力的游戏,写的‘老干部体’”以图抹黑大众心中的偶像,混淆视听混水摸鱼!
郭沫若位高权重这一点不假,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和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人民赋予的荣誉及责任。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思“学习一技”,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要思习一技长一技,以期自糊口腹,并籍报效国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在日本组织发起救国团体,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亲自撰稿,几经删改终于以《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面市,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为他的新诗创作打下了基础。1926年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与日本的妻子不辞而别断绝关系,毅然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革命战斗之中。
新中国成立,郭沫若的革命斗争经历得到人民的认可,可以说实至名归。其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其学识上精益求精的必然产物,相辅相成,而非人为因素可以达到。
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说:“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点画要具一种劲险之状,且有明利媚好之态方为上乘,……用笔要得法,勿使失度,写字时还得心胸豁然,才能入妙通灵、人书会通,我看古人妙迹,流传至今,耐人寻味者,也不过如此而已。”
史树青在回忆郭沫若时说的话,正好与张旭的书论相符:“我从他1935年7月所写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扉页书体看,可以说是标准的颜真卿书法,可见郭老早年习字是从唐人入手,而于颜书功力甚深。五十岁以后行草书有所变化,能悬腕作大字,喜读孙过庭《书谱》及包世臣《艺舟双辑》,领悟用笔之法在于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他对秦汉以后,历代书法几乎无所不观,故其用笔不拘一格,惟能运用中锋,是为其特点,深得‘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要也!”其字锋芒内敛,却又沉厚安祥,风姿绰约,却又韵味清醇;圆腴俊朗,却又高雅绝伦入妙通灵,人书会通自成一体,观其书真可谓白鹤翔云、人仰丹顶、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郭沫若的书法艺术既重传统又讲创新,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尤以行草见长。笔道雄浑,运转自如,提按使转间折射出一种博识广大的“文”气,宠万端于胸中,幻化成千种思绪,如春蚕吐丝;演绎成他文、诗、史及种种学问相融的化境,以书法外化之状态展现给读者;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少有出其右者,堪称当代书法艺术大师!
郭沫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取得成绩的人是不多的……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
郭老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巨大的。中国汉字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从形体兼备成熟的甲骨文、金文开始,对于书写来讲就有美的要求,不过甲骨文是用刀刻,金文则是用陶铸,当时的墨迹只不过未能留传下来。对于书法的研究,必须从文字学、史学领域,扩展到书法艺术领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学养博识,就不可能成为书法大家。我的这个说法,宋代著名学者薛尚功,在他所撰写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已有论述,只不过我结合了现代人的认知罢了。
郭沫若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1937年他在自己写的《殷契粹编》中,指出甲骨文为一代法书,原文是:“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可见郭老对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之深,岂是几个黄嘴小儿就可枉议的?
由于郭沫若提出了钟、王、颜、柳之说,使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将甲骨文进行整理,分为“宾、子、出、何、黄”分期断代,赋予甲骨文中楷书、行楷、行书、小楷的理念,应视为对甲骨文书法鉴赏的精辟之言。
郭沫若因学识渊博,又精于考古,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于1965年发表了题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中他引经据典,断定《兰亭序》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后人的“依托”,也就是一篇冒王羲之之名的伪作,连序文也是假造的。郭老的主要依据有二,《兰亭序》在思想上即不合符王羲之的思想,书法上也不符合王羲之的风格;《兰亭序》的书风与王羲之生活的时代不符。
我这篇文章主旨不是探讨《兰亭序》的真伪,而是借郭沫若对《兰亭序》范本的质疑,赞美郭老在治学上的严谨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前后共写了四篇文章,涉及历代著作上百篇,所考证的书法和碑帖共六十多种,且逐句逐字加以考证,甚至每个字用笔的轻重、用墨的浓淡都不曾放过,这种精神便是他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奥秘。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郭沫若对《兰亭序》辨伪所发表的四篇雄文,基本上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待书法艺术创作的态度,让我们有规可寻地进入到他的艺术世界。
1961年9月,郭沫若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乐山,乐山大佛的伟岸神秘、孩童时的天真烂漫、乡亲邻里的温馨回顾,使他在轮船出三峡时突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长诗《蜀道奇》。全诗836个字,加上题跋落款共874字,郭老以书法的形式一气呵成。在记载中他这样写道:“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此诗的创作立意,顷刻之间便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这幅书法作品,可以说是郭沫若书法精品中之精品。从谋篇布局到用笔用墨,其中没有一处刻意安排,也没有一画故作娇态。同时作为诗人和书家的郭老此时的激情,似乎如乘坐出峡的船舶乘风破浪,又似乎如江水滔滔一泻千里。
宋《宣和画谱》中写道:“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爰自西汉之末,有颍川刘德昇者,实为此体,而其法简易,相间流行。”郭老的这幅书法,也正好如论述中所说“兼草则谓之行草”,字里行间,笔力稳健洒脱,落、打、顿、挫,开合运转有度。
作品起首一句:“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前三个字用笔沉稳、用墨饱满,“雄哉壮乎”四字则转入灵动,“蜀道之奇”则又变为沉稳,“奇于读异书”五字又转回灵动。从用笔用墨中,我们仿佛看到郭老心中那种对故乡四川思念热爱的深沉。
第二句:“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洋向东注”,前四字仍然为开头沉稳的格调,“古本”两字沉稳灵动参半,为承上启下之势,紧接着为一气呵成到“向东注”结束。而后笔上的墨便如开闸之水势不回头,……时而如高空坠石力断千钧,时而又如枯树盘根迂回往复;时而如蜻蜓戏水点画通灵,时而又如鱼跃龙门平中见奇。让人觉得一支笔在郭老的手中,随着情感的喷涌而有节奏地旋转,或提或按,牵丝映带,逆入平出,妙趣横生;字字如珠落玉盘灵动隽秀,行行似韩信用兵遇险不惊!
书圣王羲之在《书论》中写道:“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策也。”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又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速,望之惟远,发之惟静,敬之法也,书妙尽矣!”郭老在《蜀道奇》作品中,将王羲之书论之要领展示得淋漓尽致。这种在忘情状态下,无意识形成的笔墨技巧,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叹为观止!
郭沫若的书法艺术,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得益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
从郭沫若传记及相关历史资料中,我们知道郭老启蒙于私塾,像《三字经》、《幼学琼林》、《诗经》、《楚辞》等著作大多数都须通读,他大哥郭开文16岁中秀才,是郭沫若少年、青年时期国文学习的奠基石。郭沫若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说:“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郭沫若少年时,就读于乐山草堂寺的“乐山高小”,城外就是凌云山,凌云山是苏东坡早年读书之地,石壁上有画像刻石,山中有读书楼、洗砚池,山上有海通和尚组织工匠凿成的乐山大佛,汇古今墨客骚人于此。郭沫若经常与同学到读书楼读书,这无疑为郭沫若的国文修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借助在私塾八年学习的底子,乐山高小的考试成绩常常稳拿第一。
乐山高小、乐山中学虽然是新学堂,但其教育方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郭沫若当时在一首题为《九月九日赏菊咏怀》的诗中写道:“茱萸新插罢,归独醉馀酤。逸性怀陶隐,狂歌和狗屠。黄花荒径满,清眼故人殊,高格自矜赏,何须蜂蝶谀。”他以菊花傲霜斗雪的品格自誉,嘲笑那些不学无术、阿谀奉承人性的丑恶,以此抒发内心对旧教育制度的愤慨。小小年纪竟能作诗言志,足见他国文底子的深厚。
古往今来,历代大书法家无一不是饱读诗书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以及大画家。苏东坡在评蔡襄的书法时说:“君谟书,天姿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得益于他渊博的知识沉淀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先学的是医学,中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他认识到国民素质的低下,医学不能救国,便弃医学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相关消息传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发起救国团体,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将自己的学习目标转向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学及社会学的研究上。1927年,因参加“南昌起义”被通缉,被迫流亡于日本,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古文字学的研究中,整理编辑了大量古文字专著,并在社会上出版发行,如《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等,成为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
在历史和考古上,郭老依然成绩斐然。1955年4月,郭沫若到都江堰参观,工作人员将当时国内考古界争议不休的“沫水”“离堆”问题请教于郭沫若,他带着问题登上离堆实地勘察反复证论,最后得出结论:“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两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离堆所在,或以为乃嘉州乌尤山。余,嘉州人也。今至此观宝瓶口,犹余斧凿迹。谓在嘉州者,乃妄说耳。”他以考证正视听,为都江堰解开了一个困扰多年的秘密,可见郭沫若广博的常识非常人可比。
他的考古知识、史学知识,对他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有力地支撑,特别是他对古文字的研究、古碑的研究,直接体现在他书法古朴的运笔中,他的字在结体方面也透出浓厚的北碑古韵。
第三:得益于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研究
郭沫若一生的精力主要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在文学、戏剧、诗歌、考古、古文字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繁忙的国事之余,从事书法艺术探索研究,由于他青少年时期良好的书法修为,为他在这个领域的突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在此文的前面已经说过,郭老的书法是在日常的政务工作或考古工作中练就的,作为这一点可从他的信扎中得到证实。下面这篇信扎是千万信扎中的一页,是1934年写给希白先生的,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虽然这是封普通往来的信件,但却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42岁时的郭老,在书法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字写得随意流畅,结体严谨,用笔洒脱,无拘无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文人的书卷之气。其中也可看出他的字是在颜体的基础上追本溯源,领悟到二王行草精髓之后,融合幻化出来的,如果硬将其划归哪个门派都不科学,都不恰当。
1965年,为了证实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伪作,他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书法碑帖,知识之广、数量之大,在业内没有几人能够达到。同时,这些资料和碑帖反过来拓宽了郭老在书法领域的视野,丰富了他对中国书法博大精深的深层认识,使他能破茧化蝶,终成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代大师!
结束语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
以上这段话是瞿林东先生对郭老的评价,我认为十分中肯,也十分准确。
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发扬郭沫若艰苦奋斗、孜孜不倦的学者精神,鼓励年轻一代为祖国的科学、史学及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经国家有关单位批准特设立“郭沫若文艺奖”、“郭沫若奖学金”,同时修建了郭沫若广场。198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举行了郭沫若铜像揭幕仪式;“郭沫若像”四个字,由邓小平同志1987年11月28日亲笔题写,为郭沫若光辉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