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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摘自《苦难辉煌》 金一南 著 华夏出版社）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