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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郭沫若的名字，就会发现郭沫若身上有太多的争议。无论人们对郭沫若的争议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郭沫若确实有能力。看看郭沫若拥有的头衔吧，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等。
上面这些头衔，很多人努力一生可能也不能拥有其一。关于郭沫若最著名的谣言就是被鲁迅骂，“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关于鲁迅对郭沫若的态度，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道：
“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今天笔者给大家重点介绍郭沫若在考古方面的成就，这是他身上最具有争议的标签。定陵发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郭沫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如果不是周总理阻拦，乾陵可能也被发掘了。
那么，撇开争议，郭沫若的考古学成就有多高呢？近代中国有四位研究甲骨文的顶级学者，被称为“甲骨四堂”，而郭沫若就是“鼎堂”。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流亡期间，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收录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上会》一文，是代表他甲骨文研究的巅峰之作。
当时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凡出现难以识别的文物，几乎都找郭沫若的论证。安徽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云纹五柱器的文物，造型奇特，很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路由器，因此广为人知。云纹五柱器整体构造分为两部分，上部为五个并列矗立的圆柱，铸在好似屋脊的短柱基上，长短粗细相同，距离互等。下部是空腹方座，圆角方形，四壁微鼓，四壁和柱基都铸有漂亮的双勾云纹。
这件文物出土于1959年，地点在皖南屯溪市西郊修建飞机场。安徽考古专家弄不清这件文物的用途，曾专门请教当时的考古权威郭沫若先生，但他端详了半天也弄不清具体用途。甘肃泾川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了舍利子，经郭沫若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诸如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足以说明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成就。
郭沫若晚年，由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总之，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成就颇高。
参考资料：《郭沫若传》、《郭沫若与定陵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