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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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 九歌 湘夫人》

作为“楚辞”中最精美、最富有魅力的一部诗篇，《九歌》是除《离骚》之外，最能代表屈原文学艺术创作成就的作品。它不但拯救了悲愤中的屈原，更创造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九歌 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从古至今，更是令无数人心神摇荡，感伤不已。

其实《九歌》的魅力何止于此！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表现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祭祀性质。据历代文献史料记载（例如王逸《楚辞章句》），楚辞《九歌》是在原始“九歌”基础上，由屈原整理、加工创作而成。

那么，原始“九歌”是什么呢？从很多文化典籍甚至楚辞本身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着一种更为古老的“九歌”，即“原始九歌”。它原为上古虞夏之际，在沅湘民间流行的一种原始祭歌，主要用于祭神时演唱和表演，具有非常浓烈的民族特性和地方色彩，比中原的主流文化更富有原始意义。

如此可知，“原始九歌”年代久远，神话色彩浓厚，不仅与中原文化，甚至与楚国的巫祭文化都相差巨大。此外，作为“楚之同姓”的屈原，不仅很有政治见解，而且文化水平之高完全和中原先进人物不相上下。他为什么会对一种原始土著祭歌发生兴趣，进而创作出《九歌》呢？事实上，《九歌》是悲愤中的屈原与上古原始祭歌的一场完美邂逅！

屈原

第一、彼时的屈原正遭受放逐，其心态与巫术祭歌很容易产生共鸣;

众所周知，屈原因为才高位尊，而遭群小嫉恨，被昏庸的楚王放逐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孤身飘零在沅湘之地，屈原自感身世不幸，但充溢在心中却是对故国的思念和对朝廷政治的忧虑。彼时的屈原面对的不仅是与君王的隔绝，还有与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的远离。

首先，在一个风俗迥异的荒蛮之地，屈原不仅身体遭到了放逐，连精神也被流放了；对一个有着崇高精神信仰及文化水平的人来说，肉体上的痛苦尚可忍耐，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和失意却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需要找一个宣泄的途径，以抒解政治上的失意和内心的孤寂。

对屈原来说，创作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说到:“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深得诗人之旨。因此，记录改造“原始九歌”就成了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

《东皇大一 》

其次，屈原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天才诗人；凭着自己的职业和激愤的情感，屈原的想象力十分丰富，很容易就突破理性与非理性以及不同文化的界限，从而进入斑娴奇幻的土著祭歌的世界。这就为他整理改造原始祭歌创造了先天条件。从这一个方面来讲，《九歌》在本质上是诗人想象力的产物。

再者，巫术祭歌和文学创作都是人们用来激发和宣泄情绪的一种外在方式；巫术祭歌除了被初民用以“控制”自然外，也是他们面对着自然世界的莫测和恐惧所采取的一种自慰形式。文学靠想象和创作来激发和宣泄情感，巫术活动靠仪式和参与来激发和宣泄情感，两者极容易产生共鸣。

最后，想象就是连接巫术祭歌和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最好桥梁。因为极富想象力，再加上遭受放逐，屈原十分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文学创作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此，屈原自然就十分热心于土著巫术祭歌的整理和加工，进而和“九歌”发生关系，最后创作出了《楚辞 九歌》。这就是因为诗人当时的心态与巫术祭歌有了共鸣。

屈原遭放逐

第二，《九歌》中的祭祀描写所表现出来的人神交接之艰难，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剧气氛，与屈原怀才不遇遭受放逐的心态是相切合的;

作为一部具有浓烈原始祭歌色的诗篇，《九歌》中有大量祭祀情节的描写，例如它的首篇《国殇》就是代表。除了祭祀情节的描写，在《九歌》中充斥着一种人神交接的艰难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剧气氛。而这些都是与屈原怀才不遇和遭受放逐的心态是相切合的：

首先，屈原虽遭受放逐，但心中时刻都没有忘记故国，时时忧虑；据《史记》记载：屈原被放逐以后，“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他的政治成败，与他和楚王的关系紧密相连。当“王甚任之”时，他就能在外交内政上大展才能，推行“美政”；而一旦“谗人间之”，遭怀王和襄王疏远时，他的满腔热忱遂为泡影。

所以，在他看来，他和楚王的离合，就是他生命意义的所在。因此，深深萦绕屈原的，就是那种离而不返的被抛弃的悲哀。这一点，在“楚辞”的另一部伟大篇章《离骚》中要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礼记》

其次，在《礼记·祭义》中，人们可以知道：任何巫术祭祀的目的，都在于人神之间的沟通，强调人对神的依赖和亲近，使冥冥中的神灵感染到怜悯、感激、欢悦等情绪，从而答应人类的悬求。但无数次祭祀活动之后，人们依然不能掌握自然的规律，就会觉得人神交接是非常艰难，而越是艰难越是要苦苦追索的精神就通过巫术活动表现出来。

祭祀中，对那些高高在上、尤其是那些转瞬即逝的陪祀诸神，人们的心情总是表现为狂热的赞美和离别的惋惜。在戏剧性的原始宗教中，人神的交接常常被模拟为男女的相爱，这与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是相通的。而就在这些凄艳哀婉的爱情故事中，一种浓烈的悲剧气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者，《九歌》之中充满了生离死别、相逢恨短的哀怨之情，也正是这种感情唤起了屈原的身世之感，使他产生了共鸣。例如:《九歌》中除《国殇》一篇属招魂类外，《东皇太一》、《云君》、《大司命》、《少司命》和《东君》五篇是祭祀天神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和《山鬼》四篇是祭祀地祗的。

《东皇太一》

这两类祭歌在祭祀态度上稍见庄严和轻肆之别，都是通过模拟恋爱过程来完成祭祀仪式。例如：如《东君》：“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位，美愈思兮愁人。”温柔敦厚之中仍掩盖不了恋爱的痕迹。再如《少司命》，表白暖昧之情的就更为明显：“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在祭祀地祗的四篇祭歌中，全篇都在描写着动人而哀怨的爱情故事，人神双方都陷入爱情的游涡，一发而不可收。《湘君》：“横流涕兮潺爱，隐思君兮陫侧。”《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山鬼》：“风讽讽兮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这些“人神恋爱”的大量铺陈，就像一首首缠绵的爱情诗。而且，这些爱情诗里无不透露出一种十分孤寂的悲剧情调，无论是对天神还是对地祗，都是如此。在《云中君》中，歌者悲叹：“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交接恨短；而《大司命》中“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以及《河伯》中的“送美人兮南浦”更是充满哀怨之情和孤独之感，使人为之泪下。

人神交接

最后，这些仪式一方面表现了人神交接的艰难，一方面又于困顿无望中仍执著地追求，使得悲剧气氛更加浓烈、感人。先民们面强地发泄着这种生别死离的伤感，借以赢得神灵的同情，实现祭祀的目的。

同时，也使他们在充满神秘、恐怖的生活中，满足心理上宣泄、松弛的需要。人在大哭一场后，往往会觉得轻松，正于此理相同。而且，正是这一离别的悲剧和孜孜不懈的追求精神，契合了屈原的身世和心理，导致了他对巫术祭歌的认同。

第三，在原始祭祀文化中，巫者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事业，具有极其光辉灿烂的形象，这与屈原的自我形象是相互映照的；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很多人已经不再有什么鬼神先怪之类的看法，更不需要通过祭祀等活动来探索自然。然而，在古代社会，尤其是上古时代，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天灾面前，在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面前，祭祀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并试图征服自然的一种重要途径。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历史时期，祭祀也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活动。而在祭祀仪式中担任重要职责的人，例如巫师，身份都是十分尊贵的。这与屈原创作《九歌》有莫大的关系：

屈原

首先，屈原在楚国任三闾大夫和左徒。而这两个官职都与宗教祭祀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屈原《离骚》中一再提到“彭咸”，“从彭咸之所居”。它是什么呢？彭和咸是楚地巫祭化中的大巫，《山海经·大荒西经》、《淮南子·地形训》中都记录了彭为灵山十巫之一。

而由《海外西经》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可知咸亦是巫。“从彭咸之所居”，也就是撇开政治活动，投身于巫术宗教中去。这虽然是文学语言，但也说明了在屈原的意识里，巫术宗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巫者的形象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当屈原来到“南郢之邑”这个蛮荒的文化原始丛林之地，内心苦闷，孤独飘零，凭着职业的敏感，自然要对当地巫术发生兴趣。是对冥冥之中的神灵的共同信念，把他和当地巫术联系在了一起。

古代祭祀

其次，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表演中的巫觋除了因其情感真挚使其显得虔诚外，他（她）们还刻意修饰自己的服饰、车乘，使自己显得圣洁。最能表现这一点的，是大量香草的运用。如《东皇太一》中灵巫“盍将把兮琼芳”；祭祀云中君时，她们“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此外，湘神的“飞龙”和水中之堂室，也都是百草缭绕，芳香四溢；《少司命》中的秋兰、糜芜、荷衣、薰带；河伯“乘水车兮荷盖”，还有“披薛荔兮带女罗”的山鬼等等。在《九歌》所有的篇章中，无论神还是巫，都在百草的辉映下，显得高尚而圣洁。尤其是在苦苦的追求之中，他（她）们这份圣洁便更加光彩照人。于是，品性高洁的屈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内心的自我。

再者，在所有的楚辞作品中，屈原不仅很有才华，而且品格高尚。他具有极强的治国才能，凭着这些才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此外，他忠贞不载贰，即使遭受放逐，依然心怀君王和故国，“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

原始祭祀面具

最后，屈原对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精神信仰是充满自信的。而且越是遭到不幸，他越是坚信自己的品质，越是坚定为国捐躯的决心。但同时，也越为自己的不遇而悲愤不已。当他看到那些圣洁的灵巫和自己一样也遭受到交接艰难的感情折磨时，他仿佛从他（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

因此，他在《离骚》中唱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篱与辟芷兮，幼秋兰以为佩。”他“朝搴木兰”、“夕揽宿莽”，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等等，这一切都是要表明自己“昭质未亏”，“冀幸君之一悟”。从这一点来看，屈原和那些灵巫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自然能产生共鸣。

第四，结语：《九歌》即是一首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巫歌，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

我们知道，巫术祭祀对初民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某种象征活动，达到心理上对自然的控制。因为他们相信，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交互感应的关系。彼时的屈原身遭放逐，精神无比痛苦，他接受“原始九歌”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原始祭祀仪式

当他与“原始九歌”偶然邂逅，他就对其产生巨大兴趣。而当他开始创作《九歌》之时，他就成了那些大喜大悲的灵巫中的一员。在《九歌》中，他不但尽情地发泄了自己的怨愤之情，还从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精神安慰。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九歌》即是一首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巫歌，同时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在一支支的巫歌中，屈原与神灵进行交接，向神灵诉说着自己心中的悲愤。随着巫歌一支支地表演下去，屈原也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得到了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和寄托。

也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个秉有先进文化的逐臣和土著祭歌联系在一起了。通过屈原的记录、删改，并以自己的经历加以充实，这些祭歌变得更加富于时代色彩，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灵，也更易为人接受了。

因此，《九歌》的创作是身处悲愤中的屈原与原始祭歌的一次完美邂逅，补偿了屈原在现实中的失败，使他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平衡。它不但给了遭到放逐的屈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还以同样的精神魅力庇护了一代又一代的落魄文人，使他们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下，得以保持自身品性的高洁，为后人留下许多动人而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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