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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
（贾谊 西汉）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zhái）景、苏厉、乐（yùe）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qūn）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zú）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huī）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dí），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yǒu）绳枢之子，氓（méng）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dí〕之贤，陶朱、猗（yī）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yōu）棘矜（qín），非铦(xiān)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duó）长絜（xié）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nàn）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3)。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22)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白话文：
上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于是，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西周、东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中篇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服丧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
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下篇
秦国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头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位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过秦论》作者介绍
贾谊，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
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80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
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前169 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
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
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 。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
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过秦论》作品介绍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西汉文帝时代，是汉代所谓的“太平盛世”，即“文景之治”的前期。贾谊以他敏锐的洞察力，透过表象，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
当时，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逼使农民破产流亡，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也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国内封建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加剧，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
为了调和各种矛盾，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贾谊在《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以及《过秦论》等著名的政论文中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
《过秦论》就是以劝诫的口气，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
《过秦论》一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实为昭汉之过。
《过秦论》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过秦论》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
《过秦论》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
《过秦论》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收录了《过秦论》（上篇），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很多，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一篇气“盛”的文章。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过秦论》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
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
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
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2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过秦论》写作特色有：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对比论证方法；语言有辞赋特色，讲究铺排渲染。
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贾谊如此细致的总结秦朝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为了阐发思古之情，而且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希望君主能够以古鉴今，接受自己的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王朝，表达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入世的。
看后世诗人赞颂《过秦论》所写的诗篇
诗云：
秦帝始求仙，骊山何遽卜。
中年既无效，兹地所宜复。
徒役如雷奔，珍怪亦云蓄。
黔首无寄命，赭衣相追逐。
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
土崩失天下，龙斗入函谷。
国为项籍屠，君同华元戮。
始掘既由楚，终焚乃因牧。
上宰议扬贤，中阿感桓速。
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