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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家，都是君主制下的，如果是搞民主制，可以不研究这两个词。儒家务本，认为本厚末就不会薄，所以致力于把人心的根本搞好了，比如要忠君阿，要孝顺阿，要良知阿，认为这个本有了，人的行动自然就是好的了。从道理上讲没错。画个二维坐标轴，儒家在纵坐标上。法家务的是表象和行为，以利益和惩罚来调动人做好事，别干坏事。法家在横坐标，相比来讲，纵坐标的儒家关注人，横坐标的法家关注行为和业绩。
法家的特点是短期效果好，但未必有长期效果，因为只关注表象。儒家按其宣传的，应该能塑造长期竞争力。同时，儒家是偏贵族性的东西，务本，务长远（因为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方面嘛），并且孔子也是生活在贵族时代。法家是偏布衣的东西，很现实，很接地气，商鞅也是布衣社会的人。如果说法家是现实主义者，那儒家就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喜欢法家的也都是出身布衣的人，比如朱元璋、毛泽东，或者秦始皇这种地域落后的地方的，他们选择它，就是因为它现实、有效（短期效果好），他们还不太意识到长期的东西。
而选择儒家的，都是右派，考虑长期利益为多，类似宋襄公，被布衣的毛泽东说成蠢猪。基本上，法家的缺点就是不能建立起长期竞争力，因为只务末，比如诸葛亮搞了半天法家，但是下面人的本没有提高，他一死，下面最大的魏延、杨仪就互相打起来了，曹操的法家也是如此，持法严谨，短期效果好，但国家还是不长久，人没有养成廉耻，司马懿篡权也没有心理障碍。这是法家的缺点，没有长期竞争力。
儒家务本，可以有长效，但是对人性的现实性一面考虑不够，所以只能是理想主义，容易流为假仁假义。从齐宣王和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的故事来讲，我说儒家思想管理一个乐队都管不好。这事还要仔细看，真的按儒家思想管理，不应该是混饭吃，而是真的从精神层面使得南郭变成一个君子。他自然不会滥竽充数了（都不需要对他进行考核）。按法家的办法，当然立刻就会使得南郭不敢滥竽充数，但是南郭肚子里还是被动的，吹也吹不出多大的主观能动性。可是问题是，儒家怎么使南郭变成君子，办法就是领导（国君）的道德和行动表率，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是儒家的主要实施模式。基本上也是成立的。但问题是，君主制下的君主，往往不会是好人，无法起到好的道德或行动表率作用，从而注定儒家搞了两千年，成绩一点都没有，清朝第一个驻外大使到了英国，发现孔子推崇的社会人家已经实现了，而不是我大清。
不管怎么样，法家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大部分，而韩非子先生就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二）
了解韩非子，需要先了解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重大区别。在春秋时代，是分封制，诸侯国君把一些城邑封给卿，卿家族内部，长子世袭，享有这些封邑。比卿级别低的还有大夫，也有封邑。所以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县的概念，与县官流动性地到县任职不同，当时的城邑，是卿或大夫世代拥有的。
这种封建模式，就形成了弱专制系统，换句话说，臣子们的权势往往大于国君。比如晋国的晋厉公，就被臣子杀掉了。这是因为他下面的八个卿里边，有三个，即所谓的三郤，势力很大，威胁了他。
所谓“三郤”，老大是从前晋国执政官郤克的儿子郤錡（ｑí，其），此时担任晋国四军的上军将，其次是新军将郤犨（ｃｈōｕ，抽），以及新军佐将郤至。
晋厉公面临着下面的诸卿势大，挤占了自己的权力空间的问题。所以，晋厉公一贯对下面这几家卿，没有好印象
“三郤”非常旺，号称五大夫三卿。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公室”就是国君的公族。郤至的家产，相当于国君家产的一半儿，其封邑上的民人可征发出的家族武装，占了晋国军力的一半。
“三郤”为什么可以比国君公族还富裕呢？这要分析一下卿族的经济基础。
卿和大夫有区别，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即为卿。在晋国，众大夫之中担任了四军将佐的，就叫做卿。卿和四军将佐是同一套班子的两个说法，居国治事就叫做卿，出外打仗就是将佐。这些卿都有自己的私家封邑和土地民人，他们的私家封邑和土地是哪来的呢？不外乎有功于国家，国君赏赐给他，此外就是自己家族富裕，组织民人开荒获得土地。这些封邑和和土地，属于卿家族私有，世代传袭，经营的好了，就有可能搞得比国君还肥。
卿的家族发展的好，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接班人选的好。国君家族是严格的长子世袭制，难免一代比一代的才能弱，而卿家族们迫于卿族间的互相竞争，优胜劣汰，往往选择本家族中的贤能的子弟来当接班人。比如赵衰就选了本非嫡子（重耳闺女所生的赵同赵括为嫡子）的赵盾。第二是卿家族在卿族的互相竞争和成败起伏中，明白了“民本”思想，对老百姓好的，善于争取封邑上民心的家族往往能战胜和兼并其它家族。所以，他们都知道在自己的封邑和土地上尽量施惠于民，对民众征收的钱物少，给民众宽松的待遇。于是，即便家族封邑数量和土地不增加，也会有更多移民愿意加入到他家的地盘来生活和生产。这样，他辖有的民人多，就能在封邑上征出更多的军队，成为私家武装。私家武装也用于出征，比如鄢陵之战，栾氏和范氏的私家武装也跟着去了。武装强，自然国君和别的家族都怕他。
卿的封邑和土地，不同于后来官僚地主的田地，后者对于自己的田地虽然可以世代拥有，但没有行政权，卿和大夫对自己的封邑，则是全权治理，派家臣去治理。现在的某某县，当时往往是某某卿或大夫的封邑，由其家族家臣治理。卿的封邑数量多的可以到数十个。在这种分封制下，卿家族把自己的封邑当作私产，因此往往小心经营，而不是像后代皇帝派来的流官把郡县视为可以抽茧发财的肥肉。也正是因为此，卿家族往往愿意施惠于民，也讲求仁义礼智信这些长效的东西，而后代的官僚（不是卿大夫了，不过是流官而已）则只重短期的利，在道德上比起先秦卿大夫也于境界上就偏低——虽然他们也用先秦贵族们的书来教育自己。所谓贵族，卿和大夫，有的是国君的同姓分支，有的不是，但都是有世袭的爵位和城邑，所以都可以叫贵族。
各姓卿族越发富有，多有城邑土地民人，这虽然在效忠国家，替国家外出打仗时对国君是好事，但是这种势力必然客观上也威胁了国君，国君瞅着他们也紧张。于是，卿和国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变得冰火不容起来。
看见卿家族越来越富大，晋厉公又急又眼红，眼中仿佛长了钉子。晋厉公决定，再不能让这些白眼狼当贵人了，我要夺回我的权力。于是，公元前574年的冬天，晋厉公决定对诸卿动手。
要想灭诸卿，先得需要几个信得过的人来帮自己。胥童、夷羊五、长鱼矫遂成了晋厉公的死党和帮闲。这些保皇派里边，胥童是头子。从前，胥童的祖爷爷胥臣跟随重耳流浪，被重耳立为了卿，胥臣的儿子胥甲继任为卿，胥甲的儿子胥克又接班当了卿（下军佐）。赵盾死后，郤缺继任执政官，而胥克又闹了神经病，于是郤缺就废了胥克的卿位，从此郤、胥两家结下梁子。郤缺死后，荀林父做了执政官，又传到士会，又传到郤克，目前是栾书。郤缺的儿子就是郤克，“三郤”都是郤克的儿子或族内子弟。
现在胥童终于出人头地了，成了晋厉公的男同性恋伙伴，在床上的无数次亲密接触中，彼此建立了信任。此外，郤锜则抢过夷羊五的田地，郤犨则跟长鱼矫争过田。夷羊五和长鱼矫如今也当了晋厉公的男同志。晋厉公打算在这些男朋友的帮助下，杀掉所有的卿家族，然后以这些男朋友有为卿。胥童替他做了分析：现在几个卿族中老大是栾书，但是应该先从灭三郤开始。三郤家族势大，与其它家族间的怨恨也最多，干掉三郤，别的家族不会有意见。晋厉公同意，于是积极准备向“三郤”发难。
“三郤”闻得了风声，其中老二郤锜就想发动自己的私家武装进攻晋历公，他说：“我作乱终归是一死，但我的兵力也能把晋历公打残废了。”可见“三郤”家族的武装确实厉害，都是从自己的封邑上征的兵。
但是“三郤”中的老三郤至，拒绝作乱，他说：“信义的人不背叛自己的国君，勇敢的人不会选择作乱，国君要我们死，一定有国君的道理。那我们死掉好了。”
于是这一天，在厉公指使下，胥童带领八百甲士埋伏在“三郤”家附近，另两位“同志”——长鱼矫、清沸魋则假装成打架，闹到三郤的衙门，让三郤给断案，三郤刚要拍惊堂木，下边一涌而上，揪住“三郤”就揍。三郤的衙役给隔在圈外边儿，圈内众寡异势，在一通群殴之后，三郤变成了片片儿。尸体随后拖到朝堂上晾着，表示这场行动是由国君批准的。
郤至虽然想冒上去当执政官，但他对于国君还是满忠诚的，最后临危既不作乱，也不逃跑。其它两郤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密谋作乱，那一定会提前反抗的，具体就是进攻晋厉公的公卒。但是三郤都没有这么办，而是乖乖地等死，他们还是很有古风的。
后来，晋国大夫叔向在他有名的“叔向贺贫”里边说太有钱了不好，他把“三郤”的死因，简单归结为三郤“恃其富宠”而没有“德”。事实上，三郤的死，纯粹是国君和卿大夫家族争锋的结果。
晋国的八卿就剩五个了。随即晋厉公提拔胥童当了卿，把“三郤”的封邑和庄稼地划给他很多。看来晋厉公并不想取缔分封制，只是想用自己的体己人为卿罢了。
“三郤”被他们的国君陈尸朝堂以后，混乱还没有终止。“保皇派”的胥童继续发难，在朝堂上逮捕了执政官栾书和上军佐中行偃。
“保皇派”的意思是，三郤势大难制，当然要砍，栾书作为当权派，也是我们可爱的“皇上”所惧恨的，一并要剪灭，绝对不能手软。长鱼矫说：“不杀了这两个人，您一定会倒霉的。”
晋厉公却下不了决心了，他说：“一朝杀死三个卿了，我不忍再多杀了。”
长鱼矫说：“您不忍，他们将对您忍。如果是外面的民众叛乱，是要用德来感化它们，一味杀戮他们是愚蠢和无效的，但是对于内部大臣逼君，不用刑戮伺候他而用德感化他，也是愚蠢的。您不听我的话，那请允许我告别而去吧。”于是卷了家眷出奔狄国避祸去了。
晋厉公准备用德，派人把栾书、中行偃释放了，并好言安慰。
栾书回家以后，战战兢兢，杯弓蛇影，中行偃就找他串联来了。中行偃不是俗人，他的爷爷是荀林父，荀林父担任中行将，所以他就成为中行氏，他的孙子中行偃目前为上军佐将。中行偃怂恿栾书拿出辣手：既然主公已经不信任我们了，我们干脆先做了他，先下手为强。
于是这俩人合伙搞了个政变，趁晋厉公出游到旧都绛城的时候，当场拘捕了晋厉公，随从的胥童（保皇派）就地处决。
栾书、中行偃把晋厉公抓在手里以后，过了五天，就干脆把晋厉公给杀了，用一辆破马车拉着埋葬了他（诸侯葬礼应该用七辆马车做“陪嫁”，栾书只派一辆，寒碜晋厉公）。
随后，栾书去洛阳迎来了另外一个晋襄公的儿子，立为新的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不敢跟栾氏、范氏这些强卿抗衡，就提拔了赵氏、魏氏这两个弱的家族做卿，也是后来赵魏韩三国的先人。
我讲这个晋厉公和下面卿族的故事，用以说明春秋时代的国君与自己的臣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也是分封制注定的，因为卿有世袭土地城邑，势力积累，势必就架空国君。
据说春秋时代，杀国君的事有数十起。
晋国是春秋时代诸侯的霸主，它的国君到了中后期就是这样软弱的情况，至于其它国家，鲁国、郑国、齐国、陈国、蔡国，都是出现了臣大于君权的局面，鲁国的三家卿——三桓，即季孙、叔孙、孟孙，长期架空国君，他们在堂上跳国君才能欣赏的64人表演的歌舞，所谓“八佾舞于庭”，把孔子气得够呛，乃至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后来三家干脆动武，把国君鲁昭公打出了国，流亡8年，客死晋国。齐国的卿田氏后来干脆杀了国君，自己登上去做了国君，从而使齐国的君族从姜子牙传下来的姜姓，变成了田姓。凡此种种，列国都是这样，到了春秋后期成为严重问题，也是孔子哀叹的主旨。
到了战国时代，世袭贵族做卿的势头被遏制，布衣平民开始崛起。比如商鞅、吴起这些人，他们作为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之士，就替国君来考虑了。他们想到，国君要想权力加强，必须遏制贵族，取消世袭和封邑，用布衣出身的流动官员来取代这些世袭卿族，这样，君权就能加强。
于是，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政治迅速瓦解，士人如苏秦、张仪、商鞅、吴起、范雎、吕不韦，上去做了将相，主持国政，因为是布衣作官，君权也就强了（君主管布衣官僚，比控制贵族当然容易），于是就形成了君主集权的职业官僚政治。国君也终于算是有权了，从前春秋时代君权软弱的事情，竟是这样解决了。
战国这种政体，日渐强化起来，就成了未来秦汉明清的皇权与士人官僚政治，简单的说是皇权专制。贵族政治一去不复返了。
在战国这种布衣职业官僚模式的政体下，管理模式也要因之发生改变。国君要训练出一套驾驭臣下的办法。从前，各大世家卿族的臣子，通过拉帮结派，培植封邑，交结诸侯，豢养门客，蓄积武装，实是握了国家的大权。商鞅等人意识到，如果国君凭着自己的私人感觉来管人，那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臣子可以互相交结，最好异口同声赞誉谁，谁就上去，而君主靠着私的感受，是只有等着被蒙蔽的份儿。于是就想到了法，不论是先王之法还是诸侯随着改革新定的法，国君一切以这些法来操办，你这个家族，你这个臣子，说了什么话，我就再看做成什么样，对了，有意义了，就赏，错了，出不好的结果了，就罚。君主不再凭自己的私的感觉，而是像木匠一样靠着墨线儿来打削木头。这一套非主观的，供君主拿着，又以赏罚作为辅助，从而驾驭管理群臣的一个东西，就是法。
这也就是法家了。
所以法，从根上讲是帮助君主加强管控、确定秩序、赏罚驱动发展的工具。法家的法理，根本是为国君加强君权和专制张目的。
韩非子是到了战国后期，所以他是法家的最后一位大贤，也把法家的管控群臣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被秦始皇所想慕。
法家的手段，主要就是法、术、势，商鞅侧重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讲势，而韩非子在书中，对它们进行了整合论述。我们就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