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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其知名度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够与之相匹敌的恐怕为数不多，盖因诗作本身韵味醇厚，意境幽远；所咏对象乃姑苏名寺，佳诗胜景，相得益彰。还因此诗关涉一段鉴赏公案 ，故使得此诗云龙无首，扑朔迷离，平添一股魅力。公案起因是由欧阳修对此诗的几句评论引起的：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欧阳修之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遂引起连锁反应：宋代《石林诗话》、《遁斋闲览》、《潜溪诗话》、《观林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野客丛书》，明代《诗薮》、《小草斋诗话》、《存余诗话》、《唐音癸签》，清代《分甘余话》、《渔洋诗话》、《秋窗随笔》、《随园诗话》等都参加讨论，或批评欧阳修之论的疏忽不当，或指责考证派的拘泥沾滞，辘转纠缠，争论不休，遂成为古诗鉴赏史上一桩颇为热闹的公案。
一、批评欧阳修疏忽失考
日本学者近藤元粹曾说：“枫桥之诗，自欧公一发是论，诸家聚讼殊甚，要之欧说为误。”的确，在诸多议论中，大都是以事实考辨的态度，或依照文献的记载，或根据自己的亲身历练，证明有三更之钟，指出欧阳修说法之误。如范温《潜溪诗眼》曰：“欧公以‘夜半钟声到客船’为语病。《南史》载‘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为限。阮景仲为吴兴守，禁半夜钟。至唐人如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宫一夜鸣铃、俗谓之定夜钟。不知唐人所谓半夜钟者、景阳三更钟邪？今之定夜钟邪？然于义皆无害，文忠偶不考耳。”这主要是从文献角度来说的。再如陈正敏《遁斋闲览》说：“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间寺僧，皆曰：‘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这些都说明“夜半钟声到客船”乃是实景实事，欧阳修所谓“理有不通，亦语病也”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二、指责考证派的拘泥沾滞
以上诸说，不管是欧阳修批评张继诗，还是后来论者维护张继诗，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以事实为依据，运用考证的思维方式，进行客观辨析。另一些论者则主要从诗的审美特征出发，对考证派以实证的方法来对待诗歌很不以为然。明代胡应麟《诗薮》指出：“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袁枚《随园诗话》也说：“唐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佳矣，欧公讥其夜半无钟声。作诗话者，义历举其夜半之钟，以证实之。如此论诗，使人天阏性灵，塞断机括，岂非‘诗话作而诗亡’哉？”他们认为作诗也好，赏诗也好，都要从诗本身的审美特性出发。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它事实的精确，而在于它情感的真挚动人，意象的灵活流转；诗中固然可能关涉到具体名物，但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客观事实一一对应，分毫不差。有夜半钟也好，没有夜半钟也好，若过分拘泥对事实的考证，就会“天阏性灵，塞断机括”，以至于不能领会诗歌本身的内涵。
三、欧阳修何以不知“夜半钟”
欧阳修作为有宋代的文坛巨擘，自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人非圣贤，难以全知全能，故而偶有失考，不知姑苏有“夜半钟”之俗，也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但为什么欧阳修不知姑苏有“夜半钟”呢？这似乎又值得推敲一番。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遁斋闲览》中已有结论，“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秋窗随笔》则说“盖公（欧阳修）未尝至吴中”。欧阳修一生行迹，除京师、中原等地以外，在南方的宦游之处，就是滁州、扬州、颍州，未曾到过吴中为官，因此，他对扬州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可能不知姑苏风俗。宋代《诗话总龟》中有一则资料可以作为扬州一带不可能有“夜半钟”现象的旁证：李昪受禅之初，忽半夜寺僧撞钟，满城皆惊，召将斩之。对曰：“夜来偶得《月诗》。”乃曰：“徐徐东海出，渐渐上天衢。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喜而释之。
李昪原名徐知诰，于公元937年废吴皇帝杨溥自称皇帝，建都金陵，因此这件事是发生在南京。“满城皆惊，召将斩之”，说明李昪及南京老百姓把“夜半钟”这件事看得多么反常、多么严重！李昪做皇帝前曾在扬州生活多年，若扬州有“夜半钟”之俗，他在南京必定不会大惊小怪，可见扬州无“夜半钟”矣。南唐距欧阳修时代不远，故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州时，也不会有“夜半钟”之俗。因此，欧阳修对张继的讥笑，尽管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又有拘泥沾滞之弊，但考虑到李昪及南京人“满城皆惊，召将斩之”的仓皇姿态，我们可知欧阳修“三更不是打钟时”的说法也是事出有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