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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许多典籍中，都一再盛赞禅让，认为这是当政者的一种美德。
但实际上，不要说现代社会，就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即使再怎么标榜以德治国，君主们也不肯再去搞“禅让”那一套了。而其缘由，却绝不是因为“禅让”出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再行“禅让”，会开历史的倒车。
应该承认，“禅让”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据说，在上古时代，尧让舜，舜让禹，禹让皋陶，王位的更替，就是你让给我，我再让给他，而不是后来的那种父子世袭。当然，在尧舜禹那个时代，如果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并非做不到，但尧却开了一个好头，把皇位让给了舜。舜仿照尧，后来又将权力让给了禹。如果这样一路让下去，以这种方式进行政权更叠，那么，许多争战或可避免，许多阴谋也会消弭于无形，而权力，辄可以一直掌握在贤者手中。所以，“禅让”的稀罕，就在于权力不授子，只授贤。比如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他们的父亲都认为他们不具备掌管天下的德能，所以便不传位给他们。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段话大意是说：尧知道儿子丹朱不才，不堪大任，要把王权授予舜。让舜掌权，百姓获其利而丹朱不称意，让丹朱掌权，则天下受其害而丹朱得其利。尧说：“总不能让天下人受害而一人得利。”于是就将权力让给了舜。
尧让权于舜，舜让权于禹，但到了禹交班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
本来，禹最初选好的接班人是皋陶，但皋陶却中途夭折了。无奈，禹只好又选了皋陶的儿子伯益。禹在位一共十八年，后来东巡的时候死于会稽山。禹虽然也秉承了尧和舜王权“禅让”的传统，但最终伯益却未能接班。对此，史书给出的理由是：伯益民望不够，不如禹的儿子启民望高。《史记》上就说，启和尧、舜的儿子不同，素有贤名，当禹死的时候，他已经“天下属意”了。因此，老百姓不去拥戴已被选拔上来的伯益，反而前往启的驻地，高歌“吾君之子也”——这是我们先王的儿子啊（句式类似“我爹是ｘｘ”）！到最后，可想而知，启做了皇帝。这次权力的更替，似乎充分体现出了“民意”，最后，致使禹的“禅让”落了空。也正是这次“禅让”的流产，彻底终结了这个制度。
禹的儿子启建立起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世袭制度的第一人。同时，这个国家，也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当时的那些老百姓也许根本想不到，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一代代的帝王，都会以这次“禅让”流产作为历史依据，坚决废止了以“选贤”为宗旨的禅让制，开启了“皇权神授”的新模式。自此以后，统治权就变成了一姓家传的私有之物，无论后世子孙贤与不贤，都可以坐上王位，管理天下了，以致像西晋那个“何不食肉糜”的傻瓜司马衷，只是因为出生在帝王之家，便能接掌天下，成为了一朝天子。
现在来看禹的“禅让”过程，我们发现，其中存有许多可疑之处。
首先我们要问：皋陶死后，禹的儿子启既然已经“天下属意”了，对此，禹是失察还是无视呢？他为什么非要违背“天下”的意愿，宁选皋陶的儿子伯益，也不选自己的儿子启呢？他是担心后世会出现世袭制，还是顾虑让权于启，怕百姓说他有私心？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玩味。
据《史记》所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舜知儿子商均“也不肖”，那么禹的儿子如何呢？司马迁明白无误地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说他是个贤才，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戴。但作为启的父亲，禹选的却是皋陶。皋陶贤否？司马迁没说。但我们可以在《尚书》中考察一下皋陶的贤愚。《尚书》有《皋陶谟》上、中、下三篇，上篇记录了皋陶的言论，说他向禹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主张推行“九德”之训。他的主张受到了禹的欣赏和重视——“禹拜昌言”。皋陶“九德”之论，也成为后世儒家讲“德道”的基础。由此可见，皋陶确实是个贤人。但皋陶没等到接位，中途却死了。
皋陶死后，禹怎么选择，成为了问题的个关键。禹没有选“天下属意”的儿子，却选了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益的品德和才能如何呢？没有文献记载，只说他“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就是说，伯益虽然被选定为接班人，但他辅佐禹工作的时间较短，没有树立起威信，致使天下的诸侯和百姓不买他的账。那么，伯益果真“佐禹日浅”吗？《孟子》一书记载：“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就是说，伯益跟随禹在一起工作已经有了七个年头。七年的时间，尚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仅此一点，就说明他能力较差。这里出现一个问题：皋陶之后，启贤，却不选，只因为他是禹的儿子，而伯益能力缺乏，却又被选中，因为他是皋陶的儿子。这本身就有违“禅让”的宗旨。那么，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也无人提及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推测。《史记》在介绍禹的业绩时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混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可见，那时的许多“太子”都是“不才子”，老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们对现有的政权，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禹践位之后，便采取了果断措施，“流四凶族，迁于四裔（裔，边远处），以御魑魅（意在以凶抵灾）”这是禹在治水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据此我们揣想，是不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才让他格外警惕，甚至刻意回避自己儿子掌权呢？
说到禹的儿子启，我们不禁要问：他的威望是从何而来呢？他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呢？这些，均无史料可查，不得而知。但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却发现，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先王的儿子，自然而然的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甚至对于每一个即将接班的人，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
“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以上均见中华书局2005年版《孟子》219-222页）
新王上任前，都刻意要躲避先帝的儿子，这种躲避的本身，就十分说明问题。不难猜想，当时的政治氛围，肯定有几分暧昧，几分紧张。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权力之争，当时也许并未付之于行，但恐怕已经存诸于心了。果不其然，启在接掌王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甘在今陕西户县南郊）战前，启作了一篇《甘誓》（收在《尚书》中），申明自己是奉了天命（皇命受之于天，是不是由此而来呢？），要灭掉有扈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讨伐檄文。有扈氏一灭，“天下咸朝”，都臣服了。这场战争，武力第一次被引进了权力更替的过程之中，从此就再也没了“禅让”那种和平移交权力的方式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启的能力。因为，在这场权力更替的过程中，他创造了许多先例，开创了新的历史。自他以后，“禅让”制度正式终结。
“禅让”历三代而终，是否说明它没有生命力呢？姑且不论，其实“禅让”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却一直令人怀疑。战国末期的荀子，他本人虽为儒家一份子，却根本不信历史上有过“禅让”。他针对当时的言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接下来，他具体分析了“死而擅之”、“老衰而擅”等几种说法，认为都不可能发生，然后结论道：“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以上见《荀子·正论篇》）而法家人物韩非，更指“禅让”一事非但子虚乌有，那时的政权更迭，反倒出现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见《韩非子▪说疑》）在韩非看来，舜、禹、汤、武跟本就是乱臣贼子，天下的人对他们都赞颂错了。他的观点，其实在早于韩非的《竹书纪年》（春秋时晋国史书）中，也有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说舜囚禁了尧，并阻挡丹朱，不让他们父子相见。情节更加具体。如此看来，政权交接不但不是什么“禅让”，简直就是一场宫廷政变了。
此后历朝历代，都不乏对“禅让”的质疑之声。当代史学界更是有人指出，尧禅让天下一事，只出在《尚书·尧典》一文中，而《尚书》原就是周代的官方记史，后又经过了孔子的删改，所以，它代表的只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想。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说：“《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异议的。”假如真像顾颉刚先生所说，尧舜出现在禹之后，哪里还会有什么“禅让”呢？历史学家童书业在《“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尧舜禅让说，经墨家的鼓吹，渐渐成熟，流入了儒家的学说中，儒家本来是富于整齐增饰故事的本领的，他们即漆出舜禹禅让的故事来，于是尧、舜、禹成为禅让故事中的三尊偶像。”但两位史学大家的观点能否立得住，我们却很难断言，因为，据考古学家介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唐虞之道》上，开篇即有“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即禅位而不传子）一句，又令“禅让”之事到底有没有，生出了新的疑问。
在此，我们且不去讨论“禅让”的真假，先来看看上古时候帝王的待遇如何。
在部落社会里，坐上王位并不是什么很享受的事。他们不但享不着福，反倒要吃很多苦，甚至可以说是活受罪。据《韩非子▪五蠹》，尧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野菜粗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生活待遇连当时看大门的奴仆都不如。这里所谓的“麑裘”，并非今天市面上卖的裘皮大衣，而是弄一张兽皮直接裹在身上。虽说这也是“皮毛一体”，但既谈不上美观，更说不上高档，仅可御寒而已。夏天所穿的“葛衣”，也比不得今日的棉麻，不过是把葛类植物的茎扒下皮来，编制成一件短衣，凉快也许凉快，但其粗糙的程度，即便是今天偏爱“屌丝装”的人，大概也不会去穿。因为这种所谓的衣服，仅能“揜（通“掩”）形御寒”，根本就与华贵、时尚一类的概念无关。待遇低，工作却很劳累。就以禹为例。他在位时，天下洪水涛涛，他每天要拿着锄锹，率领百姓干活，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韩非是这样形容他的：“股无胈，胫不生毛”（大腿无肉，小腿汗毛都磨掉了），即便是当时最苦的劳役也比当他这样的帝王强。由此，韩非生出感慨说：“以是言之，夫古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在他看来，就算君主肯于让权，那也不过是去掉像看大门一样的待遇、脱离奴隶一样的劳苦，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接着，他笔锋一转，继而写道：“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世代乘车不徒步），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这个人，虽然说话口吃，不善交谈，但他这支笔却十分辛辣，把“古之天子”与“今之县令”相对比，一个“轻辞”，一个“难去”，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个人利益的多寡：古之天子无利可图，而今之县令“累世絜驾”，读起来真的让人振聋发聩。
据查，县令这种官职的出现，虽然没有尧舜那么久远，但此一官职的设立，也还是比较早的。据史学家考证，“县令”之谓，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晋国，而在鲁国，则叫“县人”，楚国叫“县尹”。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之后，掌管万户以上县邑的官，才叫作县令，掌管万户以下的，则叫“县长”。县令一般需由中央政府勅封，虽工作在地方，但权力比较大，威势也不小，并且财源广进，岂是随便就可以让予他人的？
历史上倒的确出现过几个辞去县令官职的人，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郑板桥。他们之所以辞官不做，倒不是因为州官县曹历来就被视为“风尘小吏”，与紫绶金章云泥区隔，便嫌位卑官小，不是，完全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辞官，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恶劣，政治黑暗，庸官循吏之间又相互倾轧，彼此勾心斗角，行于公门之中的“潜规则”，让人不胜其烦。而陶渊明、郑板桥一类人，却早生就了一副傲骨，又加上心有良知明识，让他们也跟着去同流合污，是万万不肯的，因此，只好一走了之。一介县令，当然也无需“禅让”，于是袖子一甩，挂印走人了。辞官不做，郑板桥的日子倒还好过，他可以卖卖字，卖卖画，活得蛮滋润。据说，他将《板桥笔榜》帖于门上，公布他书画的价码：“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而且作为书生，他商品意识浓厚，并不避讳谈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见齐鲁书社《郑板桥全集》1985年版243页）而陶渊明的处境则完全不同，可谓穷困潦倒。他在《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但虽然屡屡断炊，冬天的葛衣也不能御寒，他却依然不改初衷，“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和郑板桥两个人，陶渊明辞官是隐退于田园，而郑板桥则进入了市场，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更加崇敬陶潜的原因。
由此可见，他们辞去县令不做，比尧舜更加了不起，因为他们所丢弃的，并不是“监门之养”，也不是“臣虏之劳”，而是可以“子孙累世絜驾”的许许多多的切身利益。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听闻“今之县令”辞官不做的消息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