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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宝河，谱名金声，字玉振，河北省成安县北乡义村人，生于1974年农历11月初二，中专文化，政工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理事，邯郸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邯郸市地方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成安县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成安县作家协会秘书长，成安县新联会副秘书长，成安县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成安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成安县诗联学会理事和成安县硬笔书法协会会员，1998年被团县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员”，2009年被成安县委、县政府授予第二届“优秀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现供职于成安县地税局，参与《成安县志》编纂。撰写的地方文史方面的专业文章和诗联作品在各级报刊上发表并获奖，有的被传抄或勒石刻碑，其中《成安赋》被镌刻于县城人民广场木简墙上。
北宋三朝名相、魏国公韩琦晚年曾镇守大名府长达五年，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留下美名千古传颂。
韩琦，字稚圭，号戆叟，河南安阳人，是笔者三十四世先祖。性纯一、无邪曲，端重寡言，学问精深，风骨秀异，英气逼人，天圣五年（1027年）中甲科第二名，即榜眼，唱名时太史奏日下现五色祥云，左右皆贺。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任右司谏，曾上书弹劾宰相王隋、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使四人同一天被革职。宝元三年（1040年），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当时人称“韩范”，边地谣谚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请和，被任为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同时登用，支持庆历新政。两年后，以仲淹等罢政，自请出外，知扬州，后历任定州、并州知州，在并州时，收回契丹冒占的土地，立石为界，加强防御。嘉佑年间复入朝，任枢密使、宰相，执政仁宗、英宗、神宗三朝。
一、赈灾安民 恪尽职守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秋，韩琦因告老出知相州不到三个月，河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大震过后，余震不断，土地陷裂，并且还摧毁了黄河堤防，引发了巨大洪水，无论是官府、寺庙，还是民居房屋，倒塌者大半，使得当地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人们吃无饭、穿无衣、居无所，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难，谋求生路。当时大名府为宋代四京都之一的北京（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是大宋王朝的北部屏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素有“北门锁钥”、“天下咽喉”之称，北方辽国虎视眈眈，大名一旦失守，大宋政权将岌岌可危。因此，派谁前去安抚灾民，赈济一方，恢复生产，巩固边防成了宋神宗绞尽脑汁而反复思索的头等大事！经过再三考虑，他觉得只有德高望重的三朝圣相、两朝顾命的首辅老臣韩琦是最佳人选。
韩琦执政三朝，扶立二帝，出将入相，威镇华夏，忠心耿耿，赤胆为国，所任地方皆建生祠，他若能前去救灾，是最合适不过了。只是他现已年过六旬，现任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正在故乡相州为官，精力还行吗？神宗皇帝只好先派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捧着手诏到安阳，手诏说：“河北发生地震，川防溃决，百姓流离失所，朕十分忧虑，朕曾空虚宰相之位，等待爱卿返还再任。虽然岁月时代已发生了变化，但一般人恐怕都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不过大名的位置非常重要，如同天下咽喉，离卿的家乡又很近，人情和风俗习惯也很相同。朕打算让卿担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故派遣刘有方前去告知我的意思，如果爱卿能够担当此任，哪么朝廷怎么会有北顾之忧呢？”
韩琦见皇上对自己这样客气，十分感动。但按惯例官员升迁调换都要推辞一番，以示谦虚。遂回奏道：“作为君的臣子，世受皇恩，若有所用，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当即降命就可以了，万岁先派使者前来，委婉地转答圣意，此乃圣上对老臣的仁爱体恤和优厚礼遇。然而臣刚刚任职家乡，在辞别圣上时，陛下已看到臣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知道臣身体欠安，才恩准微臣回乡任职。今到任未满百日，年高体虚，恐怕未必能担当此项繁重任务，有负圣恩！”
这时已到年底，等新年一过，宋神宗于熙宁二年二月再降手诏说：“现正式任命爱卿为河北四路安抚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至任后可根据情况任意处理问题，如果有需要朝廷解决的问题，朕自然全力支持。今派御药院侍者李舜举带去手诏赐给爱卿，望当即接受。”韩琦见朝廷如此器重，无法再予推辞，同时更惦记着河北的灾民，遂立即赴大名走马上任。
河北安抚使是什么官职呢？宋朝在全国实行路制管理，其长官称为转运使，掌控全路地方行政事务。后来考虑到转运使事权过重，就设置另外两个司职来分权：一为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俗称“宪司”；一为安抚使，主持一路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俗称“帅司”：而转运使俗称“漕司”。这样一来，全路就有三位长官，帅、漕、宪三司总称“监司”，又号“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位颇重。他们虽然权位不同，但往往兼及他务而互相制约。
所谓北京留守是指中国古代皇帝或君主出巡时，常以大臣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或称留守、留台、居守，是临时驻守京师之职。隋朝开始设置留守、副留守官职，是军事镇守，赋予临时的行政权责。1042年北宋采取宰相吕夷简的奏议，升大名府为陪都，设置北京留守，也称使相。宋朝时候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都称为使相。
受命于危难的韩琦到大名后，首先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安置灾民和恢复生产。自地震发生后，损失残重。虽然朝廷诏令各州县存恤赈济，但因自去年夏秋以来收成就不好，税赋租课都难以完成，库存无几，灾民难免挨饿受冻，再加上一些奸人的造谣煽动，于是灾民都背井离乡，带着衣物用具渡过黄河流亡到唐（今河南唐县）、邓、许（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诸地一带。时近春耕，灾民尚未返乡，他认为动员灾民返乡生产是当务之急，便派出大批的人员分别到各地交通要道、桥梁、渡口张贴告示，晓谕灾民凡返乡者，由官府发给路费口粮；原来一些有钱的人家乘灾害发生，肆意低价收购灾民土地的，一律命令无条件归还原主，等丰收之后，再归还买地的钱。
当时，朝廷刚颁布“常平法”，韩琦马上推行，对百姓们说：“朝廷下达旨意，因老百姓天灾人祸遇到困难，一些有钱的兼并之家就乘人之危以高利贷牟取暴利。故由官府贷予粮款以解燃眉之急，这符合先王所施行的惠利之法，官府只收少量的利息。”这样，回乡后的安家口粮也得到了解决，于是灾民们都纷纷扶老携幼返回故里，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救灾安民的措施：开仓分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们逐步渡过难关，不久，就把大名治理得民心归附，有条不紊，河北灾区遂得以安定下来。
大名府强壮人丁原统计在册的有13100余人，而现在直接管辖的仅5700余人，朝廷有意将不足之额补充起来，将此事告诉给了韩琦。他考虑再三认为不妥，遂上奏说：“河北的强壮人丁，自庆历三年组织训练民兵时，身短体弱的人、不够条件的人和退役下来的强壮人都组织起来于帐内专项管理，至今已近30年，各州县退下来的人数已不再补充，如今这里长久遭受灾害，更不是添补强壮之时，愿陛下停止此事，以安民心。”朝廷欣然同意了韩琦的上奏，百姓莫不感恩戴德。
二、勤政廉洁 爱民如子
韩琦在大名任上勤勤恳恳，费尽心血，千方百计为人民谋福祉，时刻考虑着怎样把河北的事情办好。一次，他的下属官孔嗣宗被司农司调进京城参与制定役法，孔嗣宗向韩琦告别的时候问道有何嘱托。开始韩琦没说什么，孔嗣宗再三请求，韩琦说：“故旧临别应当说句话，你此行到京但为河北说些众人不敢说的话就可以了！”
韩琦处理问题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又照顾全面、合情合理。一次他遇到这样一个案子，一个下属小吏请假娶妻，不久有人告他参与不法活动并弄虚作假，押送狱中勘问审讯，将要结案时，韩琦命令先封存此案，等以后再说。过了半年后，又下令提取此案审讯发落，手下两名助手对韩琦说：“此人自封案后，十分谨慎用心，再也不敢做违法的事情，结案时可考虑到这一点予以从宽处置，不知大人意下如何？”韩琦问其下属说：“二位知道我当初封案的意思吗？”答：“并不知道。”韩琦才说：“此人是因为请假娶妻，继而遭到诉讼的。当时如果结案，必然会伤害三家人的情感，这个人与他的父母一定会归咎于他的妻子，而其妻的父母也会不高兴，所以当时封起案卷，现已过去半年，与请假娶妻也没什么关系了，可依法酌情论处。”
还有一次，一个下属官员外出到外地巡视，他的女儿却乘机与人逾墙私通，属官的妻子将二人送到官府发落。韩琦亲自审理此案，让其二人成婚，以掩盖之前私通的过失，并以5000钱资助作为嫁妆，此二人皆大欢喜，双方的父母莫不感激涕零，同声感谢。
三、德量恢宏 大度容人
韩琦稳重宽厚有器量，什么都可以容忍，还在读书时，他的名望就已传遍天下，欧阳修曾说：“百欧修不如一韩公。”未满三十岁，人皆称“韩公”。在驻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非常宝贵的玉杯，说是由农人从坟墓中得到的，那玉盏的内外，找不出丝毫瑕疵，真是绝世之宝，为此他答谢献宝者一百两金子，也就格外珍爱这两只玉盏。每逢宴会招待客人，都特别命人摆一张桌子，上铺锦缎，把玉杯放在上面。一天，韩琦招待管理漕运的官吏，他准备用这两只玉杯装酒招待客人。突然一位侍吏不小心撞倒了桌子，两只玉杯都摔碎了。客人们非常吃惊，那位侍吏立即伏在地上等候惩罚。韩琦脸色未变，不动神色地笑着对客人们说：“任何物质的存亡都是有规律的。”并对那位侍吏说：“你是因为不小心才打破玉盏，又不是故意的，这有什么罪呢？”客人们都对韩琦宽厚的德行和度量佩服不已。
有一天夜里，一名小偷潜入韩琦卧室，拿着利刃说：“小人生活困难，不能自救，特来求助于你。”韩琦说：“屋里值钱的东西你都拿去吧！”小偷却说：“我并非为此而来，我想割下你的人头去献给西夏。”韩琦听了，马上把头伸过来，让他割取，面无惧色。小偷见状，忙跪下叩头说：“小人听说您很有德量行胆，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件事韩琦从没有向人们说起过，后来这个小偷因其它事被判处死罪，在临刑前才说了这件事。
还有一次，韩琦夜晚写信，让一名侍兵手执蜡烛照明，这名侍兵三心二意，注意力不集中，人在韩琦身边，心里却想其它事情，眼睛看着其它东西，一不小心，手中的蜡烛凑到了韩琦的脸前，燃着了胡须。韩琦丝毫没有怪罪，用衣袖拂了一下胡须，继续写信。等到信写完了，韩琦回头一看，发现执烛之人已被调换。他担心那个侍兵会因此而受到长官的打骂，急忙说：“不要把他换掉，他持烛很用心！”韩琦的仁爱让部下十分感动。
正因为这样，韩琦甚得民心，受到所任地方父老乡亲的尊敬与热爱。韩琦在定武（今河北定县）任职时官至资政，定武的父老仍说：“自家资政。”在并州任职时官至太尉，父老仍说：“自家太尉。”在相州、大名任职时官至侍中，父老则说：“自家侍中。”遇有人争气斗殴时，就会有人劝解说：“不要再给自家侍中找麻烦了。”争气斗殴的人也就自行停止了。
四、压沙春暖 黄花晚香
当时北京大名府城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压沙寺，寺中种植了许多树种不同的梨树。每到春季，梨花竞放，雪白似海，香气袭人，蝶飞蜂舞，煞是喜人，引得官员平民都来寺中游赏，成为一方盛事。
韩琦也常在紧张的政务当中，抽出时间到该寺欣赏梨花，并留下“压沙寺古花残雪，过马桥高水饮虹。”（《壬子三月十八日游御河》）的诗句，还让寺内僧人在梨园中建造凉亭，方便游人歇息。建成后，寺内方丈请韩琦为该亭题名时，他看着眼前雪花般一望无际的梨花，闻着扑鼻馨香，不由想起唐诗中“梨花白雪香”之句，遂脱口而出“雪香亭”。
为了便于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韩琦又在治所南面建筑一亭，取名“望春亭”，寄寓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一有空暇就在此亭会见平民百姓，了解他们的所愿所盼。一个春日，韩公在望春亭看到田园一片生机，人们各事其业，御河船帆竞流，商贾云集，诗兴大发，留下“此日倾城乐御河”的诗句。
韩琦一生始终保持气节，这年九九重阳节，他在府邸后院的凉亭设宴款待同僚，酒酣处感叹人生，动情地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继之随口吟出一首《重阳》诗，其中一联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众人赏罢，皆佩服韩琦的人品人格，从此把此亭命名为“晚香亭”。“黄花晚香”也成为一个经典典故，至今韩琦后裔仍有命堂号为“晚香堂”以纪念，大名府城迁徙以后，知府倪天兴敬仰韩琦曾任大名知府，德政多多，深受民众仰爱，将府署二堂建厅五间，题曰“景韩堂”，即敬仰韩琦之意。明隆庆四年（1570年）夏，大名知府王叔杲在大名府署仪门东侧始建宾馆，中间建“晚香堂”三楹，以存韩魏公遗迹。晚香堂前有三小门，中间为“魏国遗芳”。晚香堂外空地上，凿水池，种植莲藕，绕小径种植竹子。之外，遍种黄花，并建一亭，因常邀大名府士大夫、乡绅座亭上，辩论古今，“得以挹其遗芬”，故而匾额“挹芬”。二堂西侧是清风书屋，清吴应棻题额，是幕僚居住的地方。二堂北是宅门，再北是三堂，名“二香阁”，因韩琦在大名府任职时在旧城府署中建有晚香亭、雪香亭故名。清雍正二年（1724年），大名府知府曹逢圣题额。
晚香挹露一景是晚香堂、挹芬亭。清咸丰《大名府志》有晚香堂图。
五、国事为重 威名远扬
在处理与辽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与当年在陕西时对西夏一样，同样是采取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抵御外侵；一方面尽量维护两国的友好，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
当年，宋太宗、宋真宗在大名郊外亲猎时，曾赋诗数十首，内容多是希望恢复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燕、蓟之地，诗词文笔流畅，气势雄壮，后来留守贾昌朝将这些诗词刻于石碑上。韩琦到大名后，发现这些碑刻散落于荒郊野外，就将这些碑刻搜集起来加以保护，藏置于官司署班瑞殿（宫城内一大殿）的夹壁中。有人见到后，就劝韩琦将此诗进献皇上，韩琦说：“把它保护好就可以了，怎能再做为进献之礼呢！”后韩琦离任，韩绛继来担任大名留守，遂将诗临摹下来进献皇上。韩琦听说后叹口气说：“当时我为什么不进呢？考虑到皇上血气方刚，正锐意守边，需全面考虑国家大事，臣不应当再将他的心思引到一边啊！”
韩琦崇高的威望和对外奉行的和平、友好、平等的政策，使北方辽国的契丹人对他十分敬佩，契丹每年都要派人来北宋朝廷，使者每次走到临清（今山东临清，当时隶属大名府管辖）时，都要告诫手下人说：“这里是韩侍中的境内，不准乱索财物，以免丢人！”每当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的时候，契丹人一定会问：“韩公一向可好，现在哪里任职？”
一次，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奉命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国王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辽道宗问左右经常出使宋朝的官员说：“你们曾经经常出使南朝，见到过韩侍中，你们看韩忠彦的面貌像他的父亲吗？”左右说：“很像”。辽道宗就亲自赐坐赏宴，让画师趁机将韩忠彦的像画出来。
按惯例辽国使者到大名与北京留守（最高长官）通信只押字不留名，及至韩琦到此任职，则在书信后留名，辽的使者成尧锡对接待他的北宋官员说：“因为韩侍中在这里，所以特地留名。”韩琦离任后，过往的辽使就不再留名了。
一次，一位辽使为韩琦准备了一匹马，吩咐手下人说：“这是献给韩侍中的马，必须选择好的来！”手下人选好马后，使者看了很不满意，怒斥手下人说：“这能与给其他人东西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不加意？”遂将手下人打了一顿板子，又亲自重新挑选了一匹好马送去。
六、犯颜直谏 为民请命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次年，韩琦上疏表示反对。作为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为什么会反对变法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指导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发展经济、减轻剥削、巩固边防等富民强国、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问题上，进而再解决其它问题，达到表本兼治。而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理财、整军、科举学位三个方面。其中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
韩琦并不是对新法一概反对，主要是他在大名期间，经常听各级官吏谈论新法的不利之处，因这里是青苗法改良条例试行的地点，面对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他感到很不妥，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看似“富国”，实则是将手伸向囊中本已羞涩的一般工农商，通过增加农民的负担来实现，而不是从腰缠万贯的官僚、地主、豪强手中取得。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韩琦思想中一个突出亮点就是民本思想，注意为民谋利。
韩琦认为自己如果在这时瞻前顾后，沉默不言，有愧于皇上的厚望，遂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慨然上疏陈述新法的弊端，句句切中要害。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韩琦不愧是忠心耿耿的三朝元老！虽任职在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朕开始以为新法可以利民，谁知害民如此！”
韩琦的观点得到了富弼、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吕夷简等老臣的一致拥护，都对新法进行反驳，可见，当时主要是如何革新之争，而不是革新与保守之争。时至今日，连《辞海》韩琦条还这样记载：“王安石变法，他上疏反对，与富弼、司马光、范仲淹同为保守派首脑。”未免失之偏颇。
宋神宗熙宁四年，韩琦上奏请求辞去大名府安抚使，告归相州，神宗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降诏对他大加褒奖，劝说挽留其继续镇守“北门之钥”，并充永兴军节度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兼大名府路驻泊马步军都总管。
这时候，韩琦确实是年迈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遂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对朝廷的任命力辞不受，并多次上奏，乞请还判相州，神宗再三挽留，并派遣宫中御医前去为其诊病。有人劝阻说：“宫中御医不该为外臣看病。”神宗道：“韩侍中岂是一般外臣吗？”可见神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之关爱程度。两年之中，韩琦连上8道奏折，直到熙宁六年，神宗才同意他回判相州，但仍带职行事。
自古以来，在大名任职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人，但只有唐朝时曾任魏州刺史、后任河北道安抚使的狄仁杰，当地的人们为他立了生祠，此外就只有韩琦了。韩琦离开时，百姓遮道攀留，回相州后，当地人在熙宁佛寺为他建了生祠，塑像端庄慈祥，栩栩如生，每到七月初二韩琦诞辰之日，绅士平民、男女老幼都焚香叩拜，民间艺人弹拉说唱，终日不绝，以示庆贺。韩琦听说后笑着说：“我还活在人世，何必如此呢？”及至两年后，韩琦在相州逝世后，河北各地人民来相州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而当地自发到熙宁寺公之祠堂凭吊祭奠者，痛苦失声，接连数日。自此每年逢韩琦诞辰及忌日，人们都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请佛道弟子诵经致哀，盛况空前。卒后九年，又请大文豪司马光亲自撰写了《北京韩魏公祠堂记》，现仍载于1994年版《大名县志》：
大名府《北京韩魏公祠堂记》
没而祠之，礼也！由汉以来，牧守有惠政于民者，或为之生祠，虽非先王之制，皆发于人之去思，亦不可废也！然年时寝远，人寝忘之。惟唐狄梁公为魏州刺史，属契丹寇河北，梁公省撤战守之备，抚绥雕敝之民，民安而虏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
熙宁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荡覆者大半，诏以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韩魏公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兼北京留守。公既爱民如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闵其劳，忘己之劳。未几，居者以安，流者以还，饥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以和，岁则屡丰。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鲁人泣涕，遮止数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见也！相与立祠于熙宁禅院，塑公像而祀之。后二年，公薨相州，魏人闻之，争奔走哭祠下，云合雷动，连日乃稍息，自是每岁公生及违世之日，皆来至祠作佛事，未尝稍懈。
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者，魏人固知之矣！至德及海内、功施后世者，亦尝知之乎？公为宰相十年，当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若湍水之赴深壑，无所疑惮。或谏曰：“公所为如是，诚善，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叹曰：“此何言也？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辅三后，大济艰难，使中外之人，铺啜嬉游自若，曾无惊视倾听窃语之警，坐置天下于大宁，公之力也！
呜呼！公与狄梁公，皆有惠政于魏，故魏人祠之。然其为远近所尊慕，年时虽远而不毁，非有大功于社稷，为神祗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显，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隐，天下或未尽知也！然则魏公不又贤乎？宜其与梁公之祠并立于魏，享祀无穷。
公薨后九年，魏人以状抵西京，俾光为记，将刻于石。窃惟狄公之二记，乃李邕、冯宿之文，光实何人，敢不自量，顾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谂之，故不敢辞。
时元丰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马光记
后来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大名“五贤祠”，与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寇准、文彦博、欧阳修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