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及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人物～管子

《管子》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著述总集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 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这句话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古人惜墨如金，用词审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动，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诸候蠢蠢欲动。当时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社会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候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的约束。当时全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战，对各诸候国而言，“天下”的大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则”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管仲敏锐的政治触觉使得齐国占得了称霸诸候的先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环境则大相径庭。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汉武帝元朔五年有个特别的诏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在西汉早期，有“一朝两制”的政体结构：即周朝“封国土，建诸候”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不难体会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的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却总是很不和谐，横竖不对劲。

从这个诏书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最高统治者与史官之间的默契反映了当时的高层形成的一种难得的共识，打造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称道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