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道德经》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老聃著作的一部哲学作品。全书以“道德”为纲，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其文意深奥，包涵广博，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后世誉为万经之王。然而，《道德经》最早也不叫这个名字，也没有八十一章的，或许全篇也不到今日所见的五千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结合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的考古成果以及历史中的记载，对《道德经》的来龙去脉做个简单梳理。

一、战国时期的传承

按照先秦命名的习惯，老子所著之书，应该叫做《老子》，如同《关尹子》、《庄子》一般，以作者之尊称为书名。但事实上根据《战国策》、《庄子》、《韩非子》等著作对《老子》的引用都是直呼其名的。魏武侯之言曰：“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庄子一般尊为：“老聃曰……”。韩非子作《解老喻老》引用原文时一再称作为“书”，在东汉的《老子铭》中“其二篇书称……”，也是直接称作为“书”。可见《道德经》在早期并无固定的名称。

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属于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之间的传抄本，属于战国早期的传抄本，其中甲组更为古老，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前后，距老聃辞世仅七八十年的时间。今人将其定名为《郭店老子》或《楚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分别抄录在形制不同的71枚竹简上，且通过字迹比对分析抄录者并非同一个人。据裘锡圭教授的统计，去除重复的75字，三组共有1666字，大约是今本《道德经》的三分之一。据李建博士的研究，甲组《老子》本身具有系统的逻辑，即“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

我们可以根据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的一些成果推断，早期的《道德经》并没有形成五千字的篇幅，老聃写完一千多字的祖本之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广泛流传，因为主要流传方式是抄写、背诵、讲解，所以《道德经》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不同作品对只言片语的引用，韩非子是第一个系统解读老子的人，但他并不是作全文的注释，而是依老子之道理阐述自己的法治思想。

二、秦汉时期的传承

西汉，黄老思想盛行。基于战国末期稷下学宫的沉淀，道家思想形成了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其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要以“清净修身，无为治国”为主。这一时期流传的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该目录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原著失传。《艺文志通释》说：“乃讲说道家义蕴之文，固非注术之体。”我们大体可知这三部著作是以阐释道理为主。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据考考证，一、二号墓主人为汉侯利苍和他的发妻，三号墓主是利苍之子。三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一块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说的是三号木的下葬时间是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举世闻名的帛书也是出自此墓，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天文、地理、医学等内容总共50余种，计12万多字。《帛书老子》就出自其中，整理者把比较古老的一本定名为《帛书老子甲本》，字体接近秦篆，抄写于刘邦称帝（公元前202年）之前；把后者定名为《帛书老子乙本》，字体为隶书，因其避“邦”，讳，而不避讳刘盈、刘恒，应在刘邦称帝之后，刘盈登基（公元前195年）之前的这段时间中抄写而成的，于公元前168年下葬。

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一批西汉竹简，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其中最珍贵的便是一本完整的《老子》，一般简称为《汉简老子》，由成熟的汉隶抄写于223枚竹简上，其中两枚遗失，10枚残损。按其避讳特点，当与《帛书老子乙本》同期。

《帛书老子》和《汉简老子》均为两篇，符合太史公“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之言。帛书甲分篇无标题；帛书乙题“德 三千卌一，道 两千四百廿六”；西汉2号简背后题“老子上经”，124号简背后题“老子下经”。这三部抄本均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与今本《道经》篇序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帛书老子》的第24章、第41章、第80章、第81章的章序也不同于《道德经》，而《汉简老子》虽分七十七章，但顺序与八十一章无差。

我们可以认为：老聃著书之后，流传至广，仅在身后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版本争议，《郭店楚简老子·丙》中的“为之者败之”章就是最好的正名，此章与《楚简老子·甲》重复，但是文字内容却接近今本《道德经》而不同于古本。或许是在战国中期的某位道学手中，对《老子》原书进行了系统的修正校定，掺杂了部分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文字，比如“偏将军、上将军、取天下‘等、“仁义”对举，至少在孟子之后，以至于梁启超等人认为《道德经》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根据秦关函谷设置于商鞅变法之后，西出函谷传五千言于关令尹喜的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太史儋也未可知。

三、《道德经》的早期定本

因为窦太后好黄老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是当时著名的解读著作。然时随景迁，到了汉成帝时期，刘向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领校秘书”，这里的“秘书”是指宫廷秘藏书籍。据宋谢守灏引刘歆《七略》，言及《老子》校勘情况：“刘向雠校中书《老子》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足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三章。除重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四章；下经第二，四十七章”。其中的“中书《老子》”就是官方秘藏的“中秘本”，“太史书”是史官藏书，“臣向书”是自己家传的《老子》。这里的章数应当是误抄，据《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东汉《理惑论》说老子《道经》三十七篇，应当是“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这是早期的官方定本。

汉武帝中后期极其的痴迷神仙学说，各地方术涌入长安纷纷投其所好。间接的促使了黄老道家学派与方仙道交流和对话，从而产生了道教萌芽。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着这道教作为宗教团体形式的确立，太平道的经典以《太平青领书》为主，祭祀老子，但是少言《道德经》。五斗米道便是后来的天师道，从一开始《道德经》便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五斗米道的核心人物张陵和其孙张鲁都以《道德经》为道教核心典籍，据王重民考，张道陵著有《老子注》，张鲁著有《老子想尔注》。八十一乃纯阳之术，按天六地五说，上经占八十一章的十一分之五，下经占八十一章的十一分之六。按象阳三阴四说，上经取阳数，下经取阴数，上下相加得乎纯阳。

河上公虽传说为汉武帝时期之人，但是《河上公章句》在《汉书》中并无提及，最早记载的是《隋志》，按其历史考据，有可能是汉朝之后隋朝之前的版本。但其注释确属西汉的黄老思想无疑。因其隐士身份，史料极少，难以详考。但是其版本在唐代影响至深，有观点认为《王弼注》流传于士大夫阶层，而《河上公章句》偏得民间及道教喜爱。

四、今日所见《道德经》

我们现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道德经》全然不是如上各本，一本都不是。笔者按其特征分为：出土本和传世本。道藏所收藏的《道德经古本篇》是古今参半的版本，后齐盗墓者从项羽小妾墓中盗取，其祖本当与《帛书甲本》同时，但是傅奕根据当时流传的九个版本进行了校定，而后在唐朝到明朝的流传中，又多被改动书中讹误尤甚，其篇次、内容均非古貌，独有部分文字与帛书同。

今所见《道德经王弼注》本，也非古本，据清钱曾说：在宋朝要想看到王弼古本已经很不容易了。熊克云说：他得到了一本无上下经之说，无道经、德经之分，也不分章的古本《王弼注》，大体上宋朝的刊印本，追根溯源乃为晁之所跋“复镂以传”之翻刻本。今所见《道德经王弼注》是以明张之像本为底本，而这个底本又根据清代英武殿藏本校定，并非张之像原本。

今所见《河上公章句》可谓迷雾重重，河上公注解老子非但司马迁“不知其所出”，班固也是只字未提，现存汉代所有典籍中均无此书的只言片语。最早讲这件事的著作是魏代的《高士传》，河上公是西汉之人，章句之学却是东汉之事。从南北朝至唐玄宗《御注道德经》期间，以《道德经王弼注》、《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最具影响力。这本书是由道教率先推崇，而后被世人所熟知。

今所见《楚简老子》、《帛书老子》、《汉简老子》，属于早期传抄本，按其整理结果可直窥原貌，但是要通读，需要对先秦古篆、西汉隶书有一定的研究。

笔者认为就以上版本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浅尝辄止的不求甚解读书法，这种读法并不拘泥版本，读任何一种都可以，不做文字功夫，以意会理解贯通思想为主，也可就一言一句深发体会。第二种是探讨究竟的正本清源研究法，这就不得不对这种版本进行比对研究，什么思想是老子本人的？什么观点是后来注疏者的？均需要明确辨析，旨在发展老子道学，传承老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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