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击儒家。《庄子》的《天下》、《骈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

关于“诸子百家”这个说法的来历，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百八十九家。后人称为“诸子百家。”按照时间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鈃、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最先将“诸子百家”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见于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指》（《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

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

侯外庐认为，这三种学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有相通之处。主张第二种即“王官”说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是说，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六经”演变出来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经”的。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保存在宗伯那里，《乐》隶属于司乐保管，《诗》收藏于太师之处，《春秋》储存于国史手中。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庄子?天下》指出，《诗》是用来讲明事理的，《礼》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乐》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易》是用来表达阴阳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表达褒贬、定其名分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即“六经”的陈迹，散入各国，流布民间，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是相同的。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吏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与“六经”说是一致的。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讲学和著述之说。由此看来，“六经”说与“王官”说，“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此，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如章太炎《诸子略说》主王官说，并详为之解。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诸子不出王官论》，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并驳斥章太炎之说。应该说“应世之急”说所论学术之发生、发展，紧扣时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他认为，任何新学说，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为“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而要打破这种格局，“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32页）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

先秦诸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十家”或“九流”。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是也应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而且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不宜列入道家，而应该是独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勉强将其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兵家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孙膑贵势”，并与老子、孔子、墨子等并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当时，因为战争的频繁，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或“十家”中却没有兵家。《汉书?艺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道家，或者列入杂家，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看来他认为“诸子十家”出于王官，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有点说不过去。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因此，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韩非所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卷十九《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卷十九《显学》）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即思孟学派；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荀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相当大。道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两者虽然同属一家，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而宋鈃、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与班固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地区文化与古代学术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

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

⑵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开始，（春秋中后期学术中心在鲁国）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此时已到战国中期）；

⑶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西河之学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学术中心;

⑷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

⑸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管子》一书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而以稷下黄老之学为主导思想，是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学术中心；

⑹《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形成战国时期的第三个学术中心；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战国晚期秦国的“咸阳之学”，过去学术界对此很不重视，在此要特别强调，吕不韦受西河之学、稷下之学的影响，有门客三千，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形成杂家之学。反映诸子百家争鸣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与政治上由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趋势相适应。但秦始皇并未接受吕不韦杂家之学，而主要依靠法家思想和军事力量来统一六国，片面强调“耕战”，而反对文化，造成秦“二世而亡”。

西汉统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形成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综合道、法、阴阳、名等各家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对巩固封建社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孙开泰（摘自《先秦诸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