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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受农业种植水平落后以及社会分工不发达等因素的影响,封建时期的大多数政权,往往都会把“重农抑商”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以抑制“商品贸易”的发展来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劳动力支撑。不过唐朝却有一个例外,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虽同样重视农业生产,但却没有去保守的抑制“商品贸易”,反而大为支持,毕竟对唐太宗而言,唐朝“商品贸易”的优势属实得天独厚。
在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某一件商品特别喜欢或者确实比较需要的话,那么只需要拿起手机,点开手机上的购物软件,然后挑选商家、选择商品、支付订单一气呵成,便可足不出户,静待商家送货上门。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社会那发达的互联网科技、完善的商业贸易体系、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才能够实现的,而这些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时期,却属于那种几乎统统都没有的存在。
而且,由于封建时期战争频繁的缘故,几乎所有的封建政权都需要囤积大量的粮食,并以此来作为发动战争,争夺利益资源的军事力量储备,偏偏古代的农耕器械以及种植技术又十分的落后,所以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会想方设法的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倾注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所以,像“重农抑商”这样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商品贸易发展的政策制度,也就成了封建时期大多数政权所推崇的基本国策。
封建政权“重农抑商”的表现
- 战国时期
诸如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自继位之日起,便深感秦国的弱小,故而决心变法图强,重视商鞅变法,以“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经济指导思想为基本国策,而后于公元前359年,支持商鞅在秦国进行第一次变法,即颁布推行《垦草令》。
通过大幅度的提升商税,从而来实现打压“商贾”的目的,就像其中的“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商贾少,则上不费粟”,商人每卖出去一件商品,就必须要缴纳比本钱还高十倍的赋税,这也就意味着商人挣不到钱不说,甚至可能还要倒贴钱,如此一来,又还有谁愿意去经商呢?——《商君书·垦令》
足以表明商鞅确实有通过打压“商贾”,然后借抑制“商品贸易”的发展来实现“发展农业”的意图。
- 汉朝时期
之后到了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迫于当时汉朝经济低迷、人口稀少的现状,同样颁布推行了一些抑制“商贾”,打压“商品贸易”的政策政令,借以实现尽快恢复人口,促进汉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目的。
就好比西汉初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
顾名思义,汉高祖刘邦曾明令要求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也不能乘坐马车,同时还得缴纳更多的赋税。之后到了汉惠帝、汉高后执政时期,虽然对“商人”的抑制稍微松了一点,但也同样要求商人子弟不能入朝为官,说白了还是打压商品贸易。
这还不算完,在汉武帝刘彻登基称帝以后,为了增加汉朝国库的财政税收,更是颁布推行了"算缗令"与"告缗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抑商”运动,“是时,富豪皆争匿财......中家以上大率破”,造成了大批的中等以上工商业者商人破产。——《文献通考·卷十九·征榷考六》
- 明清时期
继而随着时间的变迁,历史的车轮一路前行,到了明清时期,虽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明清时期国内的“商品贸易活动”空前活跃,已经无法被当朝统治者抑制。
但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却依旧在想方设法的保证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地位,借以保障统治阶层的利益需求,从而巩固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
诸如于明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颁布推行的“开中法”,由朝廷垄断盐、茶经营,增加国库税收;以及清朝雍正皇帝所说的“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的说法,都足以证明直到明清时期,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抑制依旧存在。——《清世宗实录》
而后,明朝因种种原因而颁布推行的“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举措、以及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治措施,虽然暂时保证了封建统治者所密切关注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地位,但也间接的使中国错过了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导致中国在封建末期落得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那么问题来了,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为何却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不按常理出牌,要选择支持“商品贸易”的发展呢?
这就要从唐朝“商品贸易”的优势开始说起了。
- 一、陆路丝绸之路
而这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形成了一条以长安起点,经甘肃、新疆,而后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到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
但遗憾的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促进汉朝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而是他听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故而打算联合“月氏”一起来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
再加上汉朝本就“重农抑商”,所以汉武帝对“丝绸之路”所可能带来的促进“商品贸易”发展的作用,直接就选择了忽视,并没有太过于重视。
之后到了东汉时期,继张骞之后,东汉外交家“班超”又奉命前往西域,再次打通了丝绸之路,并在西域镇守30多年,但由于“匈奴”的虎视眈眈,同样没有将丝绸之路这条“黄金走廊”的作用发挥出来。
就好比此前西汉时期的张骞,在路过匈奴地界的时候直接就被匈奴给扣了,“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之后张骞从月氏回来之时又再次被扣了一年多,如若不是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可能张骞能不能再回到汉朝都是一个问题。——《史记·大宛列传》
而汉朝之后,又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时期,各个封建政权能保证自身的安稳都算不错了,又哪里还有心思去与西方各国增加联系,发展商业贸易呢?
至于之后的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由于存世时间太短,同样没能真正发挥出“陆路丝绸之路”的作用。
但唐朝不一样,唐朝实力强悍,版图也是十分庞大,直接就控制了漠南、漠北以及西域等地区,所以也就有能力在西域地区设立“安西四镇”,由西域都护府统辖,借以维护“陆路丝绸之路”的安宁。
从而也就为“陆路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和平贸易往来”的基础条件,为促进中西方商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此一来,陆路丝绸之路又怎么可能不出现繁盛于唐朝的盛景呢?
- 二、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陆路丝绸之路”以外,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十分的发达,而且还不止一条。
- 一条是“南海航线”,也叫“广州通夷要道”,主要以“广州”以及“泉州”出发,然后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再穿越“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等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 另外一条则是“东海航线”,从今山东地区的“胶东半岛”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直通“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而后再到“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区。
其发源最早更是能追溯到“先秦时期”,但是受“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术”的限制,所以在秦汉时期以后才逐渐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开始逐渐的繁盛。
之后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西域地区日益混乱,对来往的商旅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这才逐渐开始取代了“陆路丝绸之路”的地位,鼎盛于宋元时期,却衰于明朝。
诸如唐朝时期“鉴真东渡”的典故,僧人鉴真“年十四出家为僧。......唐天宝元年,应日僧普照辈延,东渡日本。......历十二载,五渡未成。......天宝十二年,竟至日,翌年与奈良东建戒台......。”极大的促进了唐朝和东瀛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商品贸易活动,鉴真所走的,也正是前文曾提到过的那条“东海航线”。——《唐大和上东征传》
既然拥有着如此得天独厚的“商品贸易”优势,唐太宗李世民又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所以,自唐太宗登基称帝以后,一方面“薄赋尚俭、救灾恤贫”,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重轻徭薄赋,借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缓解“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的后遗症,安定民生,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人口数量。
毕竟,据《新唐书·志四十一》中的相关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虽然这个数据可能并不算太精确,但也足以证明唐朝初年所面临的“地广人稀、以及经济凋敝”等不良社会现状了。
另一方面,唐承隋制,故而,唐太宗李世民又效仿隋朝,“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开放盐铁,将原本由朝廷专营的盐、铁、酒等资源悉数下放,交由百姓自主经营,从而扩大百姓的商业经营范围,在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上自然也就更加具有优势。——《隋书·食货志》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下诏,将“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通过废除一些没必要的关卡以及相关关税,从而得以减少商品流通时的一些不必要的程序,更好的促进货物及货款的自由流通,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能起到整顿吏治,精简官员体系的重要作用。——《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
当然,仅有这些福利待遇还是不太够的,毕竟经商需要本钱,而很多人却往往因为没有本钱而无法经商,所以,唐太宗又下诏,“令身能估贩,家足赀财,录牒吏部,便即依补。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贩易。”——《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
顾名思义,就是由朝廷出资,并负责审核“商人”资质,然后发放贷款,借以资助商人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即所谓的“公廨钱”,但是有一点,这个是要收利息的,而且利息还不低,需“每月纳利四千”,如果按照一贯一千钱的概念来算的话,利率已经十分接近100%左右了。实打实的高利贷。——《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
虽然唐太宗的这个贷款政策利息高昂,但无疑也从侧面说明了唐太宗对商业的支持,毕竟这个贷款也不是强制性的不是吗?如若按照唐太宗时期那大面积且大幅度减免商税的情况来看,如果有本钱经商的话,其利润空间,定然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似于“高利贷”的“公廨钱”,也不是光收利息就没了,而是有所回馈的,“送利不违,年满授职”,顾名思义,如果能如约还满一年,就可以向朝廷申请入朝为官,福利待遇丰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
结束语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唐太宗这一系列的支持商业贸易的政策制度,以及唐朝那得天独厚的商业贸易优势,使得唐朝很快就缓解了因隋末农民起义而造成的经济凋敝局面,人口数量也有了初步的复苏,为唐朝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是让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各种各样品类繁多的货物在东西方世界之间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也间接的刺激了中国传统手工业技艺的迅速发展和进步,诸如以“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以及丝织业、造纸业等等,使得这些代表着传统文化瑰宝的传统技艺,也能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大舞台上大放异彩,彰显中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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