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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说自己的历史观是“景气变动史观”。什么是景气变动？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在古代帝国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景气的变化体现为货币数量、人口数量的周期性变化。人口和经济增长，货币数量增长，再加上相对开明的治理和可以维系基本安全的军力，就是好景气的时代；反之，仅仅拥有强大军力，却不擅长内政治理，货币大量流出，只能称作为坏景气时代。
用这种历史观来看问题，有时会得出独特的结论来，比如西汉的钱曾一度多到花不完，然后呢？
汉朝建国之初，国力凋敝，国都户口数减少泰半，土地荒芜，物资匮乏。经过文帝、景帝共计五十六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分封王的叛乱也基本平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雏形业已形成，留给汉武帝的责任，无非是小修小补，巩固现有制度而已。
他大可以召集儒生谈天说地，发发议论，出版几部文集，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几年换一次年号，年号需不需要接龙，接龙用哪本书的哪句话开头比较好，这类琐碎的问题。但事实是，他发动了数场战争。他爱好战争吗？恐怕不能这么说，谁都知道无法争得良田和人口的战争，在古代怎么算都是一场赔钱的买卖。
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做这些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国库里的钱多到必须要花出去了。
武帝时朝廷的财政已经有了富余，以至仓库中陈米盈溢，铜钱生锈。《史记·平准书》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就这么烂掉吗？谁都知道，大量囤积的财物，在自然经济下，其结果是流动性下降，如果继续这样藏而不用，就会导致不景气。但如果在这时发动战争，消费则会旺盛，因藏匿而退出流通的货币和物资进入社会，经济会呈现出活跃的盛况，而这又能刺激生产，使雇佣盛行，从而救济失业者。
这就是必须要打仗的经济逻辑。我们来看汉武帝在西方、东方、南方发动的几次大战究竟获得了什么。和匈奴的战争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将之驱逐到了大漠的深处。同时，在南方和东方的战争也赢得了胜利，赵佗的玄孙建德被俘，卫氏朝鲜被灭，各置郡守，纳入中国版图。但这些胜利毫无疑问都是惨胜。
消耗了大量资源和人口，战果却几乎没有，就拿灭朝鲜一战来说，死了两位使节、一位太守，杀了一个将军，废了一个将军，战死了数万将士，换回了四个郡，这四个郡中，只有乐浪郡坚持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和人口都没有收获。换句话说，即便不打，朝鲜作为中华属国的事实也不会发生改变，这是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那又何必打？为了花钱。
战争还不是花钱花得最狠的事，最狠的是贸易。与匈奴一战，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占据伊犁的月氏国，张骞到时，发现月氏国已经灭掉大夏，成立了大月氏，他历经千辛万苦，从天山北路到了阿姆河畔，和大月氏、西亚诸国、锡尔河畔的大宛国和占有波斯及其周边的安息国等建立了联系。
武帝则将万里长城的西端向北推进，并在南侧设置酒泉、武威两郡，以保护从内地到大漠出口敦煌的商道。从敦煌出玉门关，一路向西，可以达到大漠边缘由伊朗系民族建立的都市国家，这些国家就是沟通东西交通和物资流转的中间商，丝绸之路打通了。
有了丝绸之路怎么样呢？宫崎市定写道：“中国想从西亚获得的是宝石、珊瑚、玻璃、香料等，输出的则以黄金和丝绸为主。因为黄金的价值在东方的中国比较低，越往西越高。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发达国家出现黑字而落后国家出现赤字。在汉代，中国拥有的丰富黄金年复一年流向西亚，长年累月之后就招致了中国的货币量减少的严重后果。”
好了，这下钱不多了，汉武帝罪己诏也下了，虚火也去掉了，整个人消停了很多。但货币外流的结果，在今后的一百多年中，逐渐显现了出来。大量黄金外流导致实际金价迅速上升，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其一万枚铜钱兑换一斤（大约600克）黄金的比例无法维持，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也因此不得不实行银本位制。
另一方面，财富大量转移到行业垄断者手中，尤其是专营铁和粮食、盐等战争必需品的商贾手中。在汉武帝宣布盐铁专营之后，这些人成了民间第一批盐铁专营官吏，财富撒出去容易，想依仗手中的权力将其收回，并不简单。只靠盐铁专卖仍然不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于是武帝又向车船征收商品流通税，将酒也作为专卖品，又让诸侯捐献黄金，如果捐献的黄金品质恶劣，则要没收领地。这些政策也大都已失败收场。
我们在《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景气发展到年入二十万钱的富商巨贾们，和诸侯享受着同样的快乐，而同时蓄有多达八百至一千名奴隶。这些家奴最重要的职责无疑是耕种，这意味着货币转移中必然出现的另一种现象出现了——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后果如何，东汉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来捋一下思路，为什么国库充盈的好景气最终变成了坏景气？首先是国库屯有的物资和钱财太多，导致货币流通效率变慢，造成实际的通货紧缩，使底层民众举步维艰，于是撒钱，不论是战争还是进行没有合理价格的国际贸易，其结果都是货币的大量外流，在汉朝时是黄金，在明朝时是白银。货币外流导致铸币购买力低于实际票面价值，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结果是大量热钱为了保值涌入唯一保值的财产——土地。
这套好景气和坏景气之间的循环，我们无数次在历史上看到。景气好时，不断撒钱，郑和下西洋就不提了，就举一个日本刀的例子。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借来六七千匹之物。” 明代规定：“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这意味着宋朝时一把日本刀可以换走一千多匹绢，明朝时一把市价八百至一千文的日本刀，可以从明朝政府手中拿走五千文，日本刀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银钱外流的后果，黄仁宇先生说得很清楚。他算了一笔账，16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口，总数已近于1.5亿口。政府每年的收入，除了两千五百万两银的税收之外，尚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两百万两，其他各种商税、开矿的利润、罚款、捐输纳盐的收入种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三百万余万两，不会超过四百万两，林林总总加起来，总收入不超过三千万两白银，平均下来，每口人分得0.2两。而在同时期的威尼斯，人口只有十万人左右，只和中国一县的人数相似，政府每年的收入已突破三百万金托卡(ducats)，等于三十六万盎司的纯金，平均下来，每口人占有三点六盎司纯金。
人均硬通货数量不足，又会导致什么结果？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黄宗智等社会史学家经常提到的农业内卷化。所谓内卷化，就是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只能通过不断投入人力的方式提高生产率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就是精耕细作，但问题来了，一旦遇到土地兼并，或者连年大灾，内卷化的生产就会因为无法抵御风险而告失败，于是农民起义就来了。
黄炎培问：“各朝各代兴起也快，败坏也快，用什么办法跳出这个周期律呢？”这个周期律，就是景气的周期律，就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货币占有量的周期律，也就是土地和人口关系不断再平衡的周期律。从汉到明，这种周期律为何从没有被打破呢？
原因是大一统王朝通常不太会算账，它们运转的原则从来不考虑“商业法则”，也就是依赖国家信用的“国债”制度没有建立。可以任意透支的信用，其结果往往是不计成本。
举个例子，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算了算大运河的南粮北运的运费究竟几何。大运河里面的粮船，共有一万一千多艘，每船有运军十人，所以约有十二万人参与运粮。他们要经过无数的水闸，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冻，有时来去一趟要十个月的时间。漕粮每年四百万石，这十二万人十个月的粮食花费有多少呢？估计要花十八石的脚费运米一石。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不经济，但漕运的目的本来也不是经济，而是使政府官员及家属配得食米，是为了维持大一统的官僚基层的特权。
知乎网友“Lenmu Catblade”说，中国治乱循环的原因在于，中国相对于全世界其他地区，“富饶的同时又十分封闭。”其结果怎样呢？只有我们强盛的时候，才有能力与其他文明有直接交流的机会，而交流的过后，往往就是国力的由盛转衰。而我们衰落的时候，我们断绝交流，试图通过战争进行土地的再分配。这种循环的底部，恰好是宫崎市定所说的以货币和人口的周期性变化为表征的景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