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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韩愈的名篇之一。是中国历代文学名篇之一，探讨的是从师学习的道理。今天， 我们就来品读这篇作品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以及文章特色。
“说”，是议论文的一种。文章论说的是从师学习的道理，故以此为题。韩愈为什么要就这个题目做文章？他不是泛泛作论，而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韩愈一生兼为思想家和古文家。
作为思想家的韩愈，他痛感中唐以来国势的衰微，纪纲的弛坏，企图以复兴儒学的途径来谋求“中兴”的局面，所以他以继承孔、孟的儒家道统自命，希望扩大圣人之道的影响，力求使之深入人心。作为古文家的韩愈，他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是这个文学运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为了使古文能站住脚跟，与“时下文字”即骈文相抗衡，也需要集结力量，组织起一支队伍来。这样，以一代师表为号召就势在必行。然而时俗却耻于求师从师，尤其是“士大夫之族”更不屑为之。这样，要为儒学和古文张目，就不能不批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韩愈的《师说》，名义上是送给学生李蟠的，实际上不如看作是一篇押击时弊、拨乱反正的战斗微文，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驳论色彩，原因就在这里。
韩愈的《师说》既然是为纠正社会上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而作，因而文章就必须写得醒豁而有力量。本文的许多特色正由此而来。
全文可分四段。从开头到“师之所存也”是第一段。文章劈头就以两句断语喝起。首句谓师之不可无，二句谓师之所以不可无。全文一入手便以警拔之句、特起之笔，提起主旨。作者旨在振聋发聘，点醒迷顽，所以不用曲径通幽的方式徐徐说出，而是横空飞来，当头直下。中国的封建社会，人心尚古，韩愈素以“复古”标举，所以本文要从“古之学者”说起。二句把“师”和“传道”、“授业”、“解感”三者联系起来，把老师的作用概括得十分显豁。从内容上说，强调了老师的重要，也就自然而然提起了下文所要论述的求师的必要，而后者正是本文的重心所在。作者紧接着就由比较具体的“解惑”入手，渐渐过渡到比较抽象的“闻道”，最后归结至“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一句。这一句，笼括了本文的主要精神，是全篇的关目所在。
到这里，是文章的第一段，作者论证了求师的目的和重要性。全段用雄快骏厉的笔墨，提纲领，亮出观点。因为作者把“师”和一般人高山仰止的“道”联系起来。把“求师”上升到“求道”的高度上来认识，就使这个论题显得非同寻常，意义重大，从而一开局就赋予全文以高屋建瓶的气势，颇有先声夺人之妙。
从“嗟乎”到“其可怪也”，是文章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作者接连用三组对比，驳斥了耻于从师的糊涂观点。第一组把圣人和愚人作对比，指出圣人因“从师而问”所以成其圣，愚人“耻学于师”所以成其愚，那么，不求师无异于“弃圣绝智”，所以不可取。第二组把童子和成人作对比，指出为幼童长进皆知“择师”，成人自己反而“耻师”，那么，岂非厚彼薄此，小事明察大事糊涂？所以不可取。
第三组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君子作对比，指出教养低的人“不耻相师”，教养高的人却动辄“群聚而笑之”，那么，教养高的反而显得比教养低的更无知，所以也不足取。如果说，文章的第一段是正面立论的话，那么这一段就转而以驳论为主了。虽说驳论，也还是一正一反地对比论列，好似连环套一般，在大“比”中套小“比”。
这三组对比，用的正面例子都属人所习知的生活常识，这样把对立的矛盾现象组合起来，就使那不合理方面的荒唐乖戾之处愈显眼，一经点破，不由人不点颔称是、会心而笑。文章的说服力由此而增强。从明处看，这三组例子仿佛是平行论列的；从暗处看，讥讽的语气却是一层强似一层。第一组对比不过是说不从师学习就不如圣人，第二组暗示耻于求师还比不上幼童，第三组则干脆说连巫医之流都不如。
巫医、乐师、百工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是被视为“贱役”而不入流的，这可真是所谓“等而下之”了！这最后一层自然是韩愈封建正统观念的流露，从行文上看却有“情生文、文生情”的效果，巧的是将讥讽之意隐含在议论之后，不露声色，一经咀嚼，方知锋利无比，所谓“绵里藏针”是也。
文章到此，基本意思似乎已经说完，作者却以“圣人无常师”一句振起，又生出一段妙文。自这句以下至“如是而已”，是文章的第三段。前段的文势已在暗中递进，至此又陡起高潮，作者承前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进一步推衍出透辟深刻的思想来。因为道无所不在，所以在求师途径上，应该不拘一格；在师生关系上，则要能者为师。
总之，“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随“道”之所在而转移。这一段并不是节外生枝，从中正可见作者用意的周到。就学的方面而言，这是在论证了求师的必要性之后，对如何求师的补叙，勉励后学不圃于“师法”、“家法”的门户之见，而能荟萃众长，后来居上；就为师的方面而言，则在肯定了“师道”之后，又有防范以“师道”划地为牢、唯我独尊的用意。这一节文字表现出作者在从师问题上通达的识见，又与全文主旨前后辉映，在收煞处“立一篇之警策”，显得精警动人、气固神完。
最后一段，交代本文写作的缘由。其中，“不拘于时，学于余”一句，特意表彰了李蟠从师学习所具有的反流俗的意义。其实，李蟠的虚心求师固然是“不拘于时”，韩愈的毅然为人师，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韩愈对人褒扬称美，对己则“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虽不自露，其战斗的锋芒却不可掩抑。
本文的写作，就是和时俗斗争的自觉产物。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柳宗元写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便可知。柳宗元在文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掣而东，以是者数矣。”这一段话，正可作为说明《师说》一文战斗性的注脚。
宋代的苏淘评论韩文的特点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露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遥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书》）《师说》篇幅不长，却切中时弊；说理要言不烦，却力透纸背。正面立论，理不可夺；反面驳议，讽意自见。好比两军对垒，既有堂堂皇皇的阵列，又时出偏锋奇兵，其势锐不可当。鞭辟入里的语言和气脉贯注的结构方式互为表里，形成了雄劲悍鸯的风格。这种以短文发精采议论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