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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宏刚
宋词是跟唐诗并立的另一座文学高峰,词也叫曲词、曲子词,从广义上讲,词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注重表达抒情效果的异体诗,是对诗的另一种表述形态。比起诗,词在句子长短上更加自由灵活,参差不齐,因此,词也叫长短句。
每首词都有固定的词牌,词牌是填词用的曲调名称,规定了词的写作格式和字数限制,唐代和两宋,总共诞生了1300多个词牌,常见的有《蝶恋花》、《浪淘沙》、《虞美人》、《声声慢》、《菩萨蛮》、《浣溪沙》等。绝大多数词分为两段,称作双调,第一段叫上阕,第二段叫下阙,两段的调子完全一样。少数词只有一段,叫做单调。也有少数词有三段或四段,称作三叠或四叠。
在我国文学史上,词起源于南梁时期,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代。
《旧唐书》里有这样一句话: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意思是说,自唐玄宗开元时期(713年——741年)以来,音乐在民间广泛流传,诞生了许多以唱歌为生的优伶,他们的歌曲里常常杂糅了许多胡人的音乐元素。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词是为了配合音乐歌唱而专门填写的乐府诗,在本质上跟诗歌没有什么区别。诗歌追求炼字、押韵、意境和平仄关系,词同样追求这些。
唐代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推动后,农业、商业、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的良好局面,并很快形成了开拓进取、海纳百川的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吸引着周边的新罗、倭国、赤土国、天竺、波斯、吐蕃、靺鞨、回鹘、突厥等20多个国家的使者前来膜拜,这些膜拜者在朝拜大唐的同时,也带来了具有异域风情的音乐和乐器,如胡琴、筚篥、冬不拉等,这些西域音乐跟大唐音乐(雅乐)相互融合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时称“燕乐”,后来称为“宴乐”,顾名思义,就是在宴会活动中伴奏的音乐。
并且,随着商业的繁荣,唐朝形成了许多大城市,如长安、洛阳、开封、扬州、金陵、成都等,城市文化在此时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大城市相当繁华,华灯初上,夜晚灯火辉煌,人们的夜生活相当丰富。
燕乐恰恰就是人们在宴请亲朋好友时,为助兴而产生的音乐,或者是在夜生活里,供人们消遣、娱乐的通俗音乐。音乐的盛行,催生了专门在都市里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跟今天的驻唱歌手差不多。
西域胡人多为游牧民族,他们性格奔放开朗,喜欢载歌载舞,每天过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辽阔宽广的草原,塑造了他们辽阔宽广的歌喉,使他们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极具有穿透力。
对听惯了大唐雅乐和清乐的汉人来说,胡人的声乐和器乐有一种别致的壮阔苍凉之美,于是,大唐乐师在音乐创作中努力吸收胡人的音乐元素,最终创造了燕乐。
为了配合燕乐的歌唱,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词,在中唐时期派上了用场。因为词的句子有长有短,正好能匹配音乐起伏跌宕的节拍和旋律。因此,大唐文化界催生了一些专门为写词而生的文人,他们的身份跟今天的作词家没什么区别。
然而,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由一些民间文人创作给优伶演唱,民间文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填词只是为了挣一些辛苦费,混口饭吃。对那些有身份、职位的文人士大夫来说,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小令”,堂堂一个诗人,去填词是相当掉身价的事情,始终对词和词作家秉持蔑视的态度,就像今天的诗人、作家们不拿正眼看待词作家一样,总认为词作家不是正统的文化人。
唐代文坛出现这样的看法,主要原因是因为词在内容和题材上,都显得太单薄、太小气。唐代的词,喜欢吟风弄月,表现内容以儿女情长和花前月下为主,歌唱的大多是离别、相思、哀怨、漂泊、惆怅、失意之类的情感,思想比较消极、悲观,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崇高情怀的追求,因此,大多数文人认为词是庸俗的代表。
不过,对词这种新体裁,唐代几位大诗人还是尝试了一把。如,李白(701年——762年)在《忆秦娥·箫声咽》里写道: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描写了一个女子因为思念心上人,心情惆怅痛苦,越是回味之前相处的日子,越是悲伤。整首词流露着凄婉动人的格调。
再如,白居易(772年——846年)在《忆江南·其三》写道: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回味了他在江南时跟歌女度过了许多花天酒地的生活,期待再次遇到这样的生活。
从以上两首词里可以看出,词缺乏积极向上的格调,缺乏文人所倡导的庙堂气和书卷气,脂粉气过于浓郁,有一种鲜明的阴柔之美,所描述的都是男欢女爱式的世俗生活,这是唐代大多数诗人轻视词的根本原因。
但词的这种脂粉气跟唐代追求世俗化的城市文化比较匹配,注定词在唐代末期会迎来转机。
唐代末期,诞生了一名把主要精力放在作词上的著名诗人,他就是温庭筠(812年——866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的没落贵族,善作诗,通音律。由于家道中落,长期在仕途上又看不到什么希望,因此,他索性得过且过,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蹉跎在歌楼酒馆里,为歌女创作了许多朗朗上口的词,这些词经过歌女的传唱,却让他留下了文学盛名。
温庭筠的词,风格浓艳凄美,辞藻华丽工整,内容多以表现少妇的容貌、闺怨、离愁为主,如,他在《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很显然,这首《菩萨蛮》内容狭窄而空洞,仅仅描述了一个闺妇化妆后的容貌和情态,缺乏审视外部世界的思想性。在温庭钧的影响下,唐代末期的一帮落拓文人,都以这种风格为宗,很快成立了“花间派”,温庭钧被推举为扛鼎人物。
毕竟,这个时期的词,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从题材、内容、思想、意境等方面,都处在探索阶段,想让它一下子变得高大上,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到了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城市文化和市井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越来越强烈,作为配合音乐歌唱的词,终于迎来大发展时期。
宋代初期对词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无疑是柳永(984年——1053年),他出生在江南水乡福建崇安,被文学史家誉为北宋第一位词作家的集大成者。
柳永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屡次落榜,在仕途上壮志未酬,所以,他索性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词的创作上,他是北宋时期第一位对词进行全面革新的作家。
在词的创作格调上,柳永实际上延续了唐末温庭筠“花间派”词的风格,内容侧重于表现儿女情长,韵律和谐婉转和谐,结构缜密细致,语言清新圆润,整体风格如同江南水乡羞羞答答的少女,有一种含蓄、柔和、婉转之美,因此,这类风格的词,在宋代被称作“婉约词”。
婉约词在两宋时期的文坛,大部分时间内作为主流而存在,几乎每个词人都写作过婉约词,这根宋代的国家气质在整体上偏向于阴柔、秀气、温和,有很大关系。
柳永一生创作了87首慢词,125首调子,都属于婉约词。不过,他创作的慢词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词人,这是他对宋词的第一大贡献。
慢词是一种篇幅较长,节奏舒缓,调子和歌声延长的曲调样式,一首词的字数一般在58字以上,如《卜算子慢》,就是典型的慢词词牌,一咏三叹,在创作上有较高要求。
在柳永之前的五代十国和唐代,词人们的创作都以小令为主,小令节奏明快,篇幅较短,字数限制在58字以内,创作起来相对要容易一些。
如果打一个比方来说,小令如同唐诗里的绝句,慢词如同唐诗里的律诗,从内容的丰富性和创作难度来讲,慢词都要难于小令不少。
除过慢词和小令,柳永还创作了不少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把唐诗的雄强刚健之风融入到宋词里,还从日常口语和俚语中吸收了许多语言表达方式,像他著名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中的最后两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里,“伊”字就是北宋时期典型的口语,这样创作,让词听起来亲切有味,活泼有趣,读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又适合歌唱。
柳永的这种探索方式,进一步开拓和丰富了词的形式、内容和内涵,为宋词在后来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出生晚于柳永50多年的大文豪苏轼(1037年——1101年),对柳永的评价极高,他说: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意思是说,大多数人认为柳永的词很俗气,很小气,但是像“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的词句,格调高古,意境深远,一点不比唐朝人写的差,颇具唐诗的风韵。
柳永对宋词的第二大贡献,他是两宋词坛上创造和使用词牌最多的作家。两宋时期总共形成了880多个词牌名,而柳永一人就创造了150多个词牌,这个成就无人能比。
跟唐末的温庭钧一样,柳永也是一位喜欢混迹于歌楼酒馆的多情文人,许多歌女是他的铁杆粉丝和红颜知己,这为他的词能被广为传唱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传,柳永去世时,给他送行的人群中,有一半是歌女。
把柳永称作宋代的婉约词盟主,恰如其分。在柳永的影响下,婉约词很快在宋代词坛居于主流地位,诞生了许多婉约派著名词人,如,晏殊、李清照、秦观、周邦彦、吴文英、晏几道、宋徽宗等,广义上的婉约词派成员也包括唐末的温庭钧,以及南唐的李煜。
连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苏轼、欧阳修、陆游等人,都忍不住写了不少情意绵绵的婉约词,可见,婉约词在两宋时非常盛行。
豪放词的诞生稍晚婉约词,在文学观念上,跟婉约词完全相反,词作家创作视野开阔,在写作时喜欢使用宏博大气的词汇,整体风格恢弘壮阔,豪迈狂放,有一种阳刚、雄健之美,作家更喜欢把家国情怀、人生抱负、精神信仰等重大题材纳入到创作里,来提高词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唯一缺憾是,豪放词对韵律没有婉约词那么重视,唱起来稍微缺乏音律美。
如果打一个比喻,婉约词如同16岁的少女,豪放词就如30多岁的壮汉。
实际上,南宋作家俞文豹在他的著作《吹剑录》里记载了一则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婉约词与豪放词之间本质上的差异。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要说起豪放词,就不得不说南坛后主李煜(937年——978年)在投降给赵匡胤时写的一首词《破阵子》,曰: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在国破家亡之际,李煜哪有什么心思谈论儿女情长,只能把无限悲痛化作壮怀激烈的家国情怀,融进词里,使这首词读起来慷慨激昂,有效提升了词的思想品味和精神含量,开辟了雄强刚健的新词风。因此,这首词被称作豪放词的鼻祖。
北宋初期,范仲淹和王安石也创作过一些豪放词,但并没有形成气候。
苏轼无疑是北宋时期第一位对豪放词做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他把“诗言志”这个诗歌观点引入到词的创作中,极大地拓展了词的内涵。
在苏轼看来,词应该跟诗一样,要晋升成具有独立生命价值的文学体裁,而不是音乐的附庸,在内容上,要展现出一种具有英雄气概的思想抱负、人生信念和家国情怀,总不能老是标榜风花雪月,那样的话,词永远走不出歌楼酒馆,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
依靠这样的观点,苏轼分别在1075年上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知州时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在1076于密州过中秋节时年创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1082年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两年时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几首次词调慷慨苍凉,感情深沉悲壮,境界雄浑开阔,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两宋时期豪放词的代表作。
经过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旗手对豪放词的发扬、推广,豪放词在北宋末年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苏轼为旗手,以贺铸、陈与义、李纲、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等人为核心的创作群体。在此时,豪放词基本上达到了跟婉约词并驾齐驱的地位。
豪放词真正得到发扬光大,成为词坛的主流,是在南宋时期,具体来说,是“靖康事件”直接导致了豪放词发展到高峰。
1127年,金朝挥师南下,一举攻破了北宋都城汴梁(开封),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直接导致北宋灭亡。具有爱国情怀的文人士大夫看到国破家亡后,悲愤交加,疾恶如仇,纷纷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豪放词,旨在唤醒人们的爱国之情,以及收复河山的信念。
辛弃疾(1140年——1207年)是继苏轼之后,对豪放词做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他的词风沉雄豪迈,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把满腔激情融入到对国家兴亡的关切之中,向人们展现了一名具有民族大义的赤子之心。
读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一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以及《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词,总能激发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精神斗志。
辛弃疾之后,南宋中后期的姜夔、陆游、岳飞、文天祥、戴复古等一批爱国文人,又一次把豪放词推向了高峰,同样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在豪放词派占有重要地位。
总体来说,婉约词如同现代的歌词,注重音乐性、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抒情性的结合,主要作用是为音乐来服务。
豪放词把词当作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看待,更注重文本内容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为表现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家国情怀等重大题材而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