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的三个派别

易学门类繁多，派系林立，然而总归起来只有三派，一为卜筮派，二为义理派，三为象数派。

根据《系辞》的说法：《易经》的创作年代可上溯至伏羲。在伏羲的时候还没有文字出现，那时的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取材鸟兽，根据“近取诸身，远去诸物”的原则，画出了☰、☱、☲、☳ 、☴、☵、☶、☷八个符号，名叫八卦。古人最初是要用这八个符号来“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用八卦来跟神明打交道以及认识、类比自然界的万物。“通神明之德”的就是卜筮派，盛行于术士之中。

后来西汉纬书《乾凿度》发扬了《系辞》里“类万物之情”的理论，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是“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以立五常之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等。强调《易》在人道方面的意义，这就是义理派的角度。

同时《系辞》又说古人不是凭空画出八卦来的，他们在创作八卦的时候受到了自然的启发，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这个“神物”就是“河出图”与“洛出书”。因此《河图》与《洛书》也被纳入易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跟八卦的卦象一道成为研究的重点，进而衍生出了象数派。

龙马负《河图》

易学思想的传承

《左传》里有多处引用了《易经》，而且大多与占卜有关，这说明在春秋之前，卜筮派占据了易学的主流位置。在孔子删定六经、诸子相继出现后，易学才向哲学倾斜，卜筮派也一度衰落，义理派开始兴起。

义理派不执着于占卜，而是直接对《周易》这本书里面的六十四卦、《卦辞》《爻辞》《十翼》进行解读、解释，从中认识道理。孔子明确与卜筮派划清界限，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吾求德而已，吾与史筮同涂而殊归也。”（《马王堆帛书周易·要》）荀子也说：“善《易》者不卜。”这是儒家对于《易经》的态度，讲究的是探明义理，“庸言庸行”，反对卜筮。

易学传至秦时，田何独得其道。秦皇焚书，《周易》为卜筮之书，得以幸免。汉兴，丁宽求学于田何，作《易说》三万言。之后又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传《易》，从此易学始分为三家。孟喜与施雠同门，好自称誉，他的易学颇专于家候阴阳灾变，神秘莫测，已不同于义理。

除施、孟、梁三家外，还有京氏易派，其宗为焦延寿和京房。焦延寿著有《易林》，根据《易经》的卦象来设辞，是象数派。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证易学源流，认为诸易家诸派皆祖田何与丁宽，大意略同（可能都是义理派），唯有京氏易为异（象数派）。可能是焦延寿独得隐士或术士的学说，再传给京房的缘故。同期，东莱人费直长于卦筮，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首创费氏易；沛人高相与费直同时，专说阴阳灾异，创高氏易学。因此西汉易学共有施、孟、梁、京、费、高六大派别。

到东汉时，谶纬风行，京氏易学一度独宗，后陈元、郑众、马援等皆传费氏易，至郑玄出，作《易注》，荀爽传之，费氏易遂兴而京氏易衰。东汉灭亡前，易学皆以费氏易为宗。

魏晋时，王弼作《周易注》，废弃汉朝兴起的象数易学，重振义理之学，影响极大。唐朝时，义理派有孔颖达整理的《周易注疏》，象数派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宋朝时，陈抟、邵雍等人发明先天学，传《易图》，建立新的象数学；程颐作《程氏易传》，阐发义理学，学者多宗之。

王弼（226-249）复兴了义理派

朱熹作为古代学术集大成者，出现在所有人之后。他论图书则多采邵雍，谈四书则本于程颐，但唯独在对《周易》的理解上，朱熹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跟二程大相径庭。他说：“《易》本为卜筮而作”，《周易》本来面貌就是一本占卜用的书，它既不是为了说明义理，而不也是为了表现象数，而是用来预测未来、趋吉避凶。这样，朱熹就复兴了早已绝迹的卜筮派。他论述《周易》的书很多，我们今天只介绍最简单的一本《易学启蒙》。而且只讲到第一章《本图书》。

《易学启蒙》对《河图》的解释

与《周易本义》不同，《易学启蒙》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而是用来说明图书。朱熹在序言中说自然中本来就存在神秘的力量，分合进退、纵横逆顺，都是气数之自然。这些神秘之力量形于法象，见于图书，启发人心，假借其手，才写出了《周易》。基于此，他说：“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于是，他要通过《易学启蒙》来说明神秘力量是怎么产生出《周易》和八卦的。

朱熹（1130-1200）

《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子罕》说：“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说：“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这是《河图》《洛书》在古书中的记载，但究竟什么是《河图》，什么是《洛书》，显得模糊不清。

汉儒孔安国和刘歆采用神话的说法，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河，其身上有纹路，伏羲遂则其文而画出八卦。根据《系辞》的说法，上面的纹路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后人据此画出了《河图》样式，现在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文字与图式搭配如下：

《易学启蒙》中的《河图》

在《河图》里，白点代表天，黑点代表地，天地之数通过《河图》演示出来。《河图》以下方为北，上方为南，左边为东，右边为西。自下而上、自左而右看，白点都位于黑点上方，因此朱熹说：“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

《河图》里，天数与地数互相搭配，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都相差一个“五”，所以一阴一阳、一奇一偶配对，二者交合而生出五行。

“天一”与“地六”共宗于北方，合而成水性，叫作“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

“地二”与“天七”为朋于南方，合而生火性，叫作“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之”。

“天三”与“地八”同道于东方，合而生木性，叫作“天以三生木，地以八成之”。

“地四”与“天九”为友于西方，合而生金性，叫作“地以四生金，天以九成之”。

“天五”与“地十”相守于中央，合而生土性，叫作“天以五生土，地以十成之”。

五行的数字为——生数：水数一，火数二，木数三，金数四，土数五；成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十。这就是所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有一、三、五、七、九，累加得二十五；地数有二、四、六、八、十，累加得三十。二十五加上三十等于五十五。所以说“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河图》以生出的次序来看，因天请地浊，故先下后上，先左后右，最终复于中。运行次序则是先始于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转一周又复归于东。所以五行次序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土又克水，再次循环。这是《河图》所体现出来的意思。

伏羲观《河图》，参考其中道理而作八卦。所谓天与地就是☰（乾）与☷（坤），水与火就是☵（坎）与☲（离），木与金就是☳ 、☴（震、巽）与☱（兑），土就是☶（艮）。这就是《河图》跟《周易》八卦的关系。

八卦方位与五行属性

《周易》真的起源于《河图》吗？

汉儒与宋儒多依据上面的推导，认为八卦起源于《河图》，唯独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对其进行了诘难。他认为《系辞》先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所谓《河图》者，八卦之文也。”故“八卦者，非人所为，是天之所降也。”也就是说八卦是上天发明的。然而，同一篇《系辞》又说：“昔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八卦又是圣人发明的，前后互相矛盾。欧阳修认为八卦其实与《河图》并无关系，是圣人仰观俯察，然后才创造的。后世关于《河图》的传说不过是学者搞的神秘主义，即“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

八卦是伏羲画的还是《河图》衍生的？

欧阳修之后，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对朱熹认定的《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考察。黄宗羲说《易经》从没有把“天一地二”那段文字称为《河图》，那是后儒臆想的结论，并无根据。六经里说到《河图》的只有四个地方：

一、《尚书》：“河图在东序”；

二、《论语》说：“河不出图”；

三、《礼运》说：“河出马图”；

四、《周易》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根据文义及上下文，所谓的“图”是山川险易、南北高深的地图；河、洛为天下之中，商周时期，四方诸侯进本地图书都在前面冠以“河”“洛”的字样。因此，真正的《河图》和《洛书》并不是产生出《周易》的神秘图案，而是上古的地图、文册。

孔子时，周王室衰弱，诸侯不至，天子无法知晓天下各处的人民户口消息，所以遵崇周天子的孔子才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书”。而且《系辞》里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假使《河图》里本有八卦，伏羲哪里还用去仰观俯察呢？伏羲既然要仰观俯察，那么如果仅靠一己之力，所见所闻也不过局限在一方之域，坐井观天而已。所以必待天下朝贡之河图与洛书等图册到达，才能“则之”，用以画卦，这才是《河图》的本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