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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一些陈寅恪先生的事情，但苦于自己的文笔，一直不敢下笔。今又读到陈寅恪先生写于好友王国维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禁感从中来。
陈寅恪先生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是“教授中的教授”，他以自己独特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作为知识分子，他一直保持自己的“清洁”，不论是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还是在风雨如晦的那个年代。
傅斯年到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曾多次致信陈寅恪邀其赴台，甚至要派专机来接，陈不为所动。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起登门造访，退而求其次，说如果陈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10万元港币及新洋房，但陈寅恪还是不为所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保留着位子，直到1969年陈去世。留在他深爱的祖国是他一生无悔的选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生活过得不如人意，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后悔过。
陈寅恪一生奉行自己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信条，从未改变。1953年，他最喜欢的学生，任教于北京大学系、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篯怀揣着两封信南下广州，一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写，另一封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所写。汪篯此行目的是探望恩师，并劝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像当年一样，汪篯一抵达中山大学就住进了恩师陈寅恪家中，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但汪篯和陈寅恪很快就谈崩了，激愤之下，陈寅恪甚至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22日晨，由陈寅恪口述，妻子唐筼执笔，写就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说自己早在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谅，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并说汪篯”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同时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汪篯将自己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这则于20世纪80年代才公诸于世的信息，在今天读来，还是那么掷地有声、震撼人心，使人不禁想起苏轼的七绝诗《赠刘景文》中的两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文章来自：落尘《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