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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先觉者们的思想，现在阅读起来，往往给人一种那时的思想依然没有过时的感觉，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种感觉，虽然不无苦涩，却也让人惕醒思变。
《明夷待访录》有二十一章，犀利清透，毫不犹疑，针针见血。比如开篇《原君》就直斥一国之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再比如《原法》篇，揭露君主专制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臣》篇则说国臣(国家干部)“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什么是“一姓”?虽有明面上的一姓与暗地里的一姓之别，但是，凡将天下与万民统驮于一家一派者，哪怕是以天下与万民之名义而行一家之实者，都可称为害天下的“一姓”。这是十七世纪中叶时，中国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峰，可谓中国民主思想的先声，比卢梭的《民约论》还早九十六年。
二十一篇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学校》篇。
《学校》篇说到天子一言九鼎的害处是混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让学校成为一个善思考并敢于说话议论的地方，则可以抑制当权者的为所欲为，从而达到长治久安——“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君安而国可保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了学校议论风生的气候，“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反之，将学校中的畅所欲言，视之为“衰世之事”，甚而至于“收捕”发言者，则是亡国之兆。学校当然不仅是议论与批评，更主要的是培育与生发。培育与生发什么呢?“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就是培育生发一种从上到下的“诗书宽大之气”。读到这里，一种对诗书的渴念，一种对宽大之气的向往，就在胸间积攒聚集，恍若身在中国十七世纪黄宗羲的那个年代。黄宗羲同志真是不简单，在那样的明末清初，不为利诱所动，不为风云所惑，心系天下，心思变革，有胆有识，敢发世之先声，将沉默又沉闷的中国撬开了一条可以透进新风的裂缝。
黄宗羲活了八十五岁，早早地就处于人生的通透之中。如他的“四可死”，比那些死了还要让尸体在化学药物里“不腐”的国君们高明多了。民主与专制，普渡与万岁，一个死字即可见分晓。黄宗羲临终前四天给他的孙女婿万承勋写下一封四可死信，说“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他死去三百二十四年了，今天的我还在有滋有味地读他的书。
余英时先生说黄宗羲的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秦晖教授说黄宗羲“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不妨读读《明夷待访录》，挺有意思的。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