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就在前几天，据《海宁日报》报道，当地一工地在施工时挖出一大笔宝藏——在一块两三平方米的的空间里，出土了近300斤的的铜钱。经文保工作人员的初步估计，这批铜钱有大约有两万多枚。

从目前的清理结果来看，这批铜钱涉及四个朝代，唐、宋、元、明。唐朝的铜钱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宋代的最多，有“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元丰通宝”、“宣和通宝”、“政和通宝”、“熙宁通宝”、“祥符元宝”等；元朝的仅发现一枚，剩下的都是明初的“洪武通宝”。

根据记载，类似的考古发现，在浙江境内已出现了不下二十次，1970年，余杭出土的一批古钱有几千斤之多。而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发现也不少，上海、安徽、江西、福建和广东均有类似发现。

在收藏界，具备上述特点的古钱被称为“洪武窖藏”——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即最年轻的古钱均为“洪武通宝”，也就是说这样的窖藏都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埋下去的。

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不免会有“吃瓜”群众会感到好奇，当年那些人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铜钱埋在地下？种瓜能得瓜，种豆能得豆，种钱肯定是得不了钱的。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其折射出的历史事实又是什么呢？

答曰：“洪武窖藏”反映的是朱元璋废铜钱行纸币和明初币制的混乱。

朱元璋也曾想好好实行“钱法”

元朝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币的王朝，在一段时间内完全禁止金银铜等金属货币流通。元钞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全国各行省都设有钞库，以银为钞本，民间可以用银兑换钞也可以用钞兑换银。从表面上，元朝制定的纸币政策是十分完善的。

起初，朝廷对钞本的管理还算严格，钞法还较为稳定。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财政的混乱导致国用入不敷出，朝廷就依靠大量发行纸币来搜刮民脂民膏，通货膨胀逐渐显露出来。到元成宗时期，朝廷甚至把国库里当成钞本的白银都拿去用掉了，纸币的信用问题因此大打折扣，此后发行的纸币和废纸有什么区别？

元顺帝至正年间，元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完全“放飞自我”了，以纸币面值计算，当时的米价比元初贵了六七万倍，民间甚至已经发展到用车载钞票进行交易的可怕地步。钞法的崩溃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明实录》）

鉴于元钞制度的崩溃，民间已经有了回归铜钱流通的趋势。元末割据一方的几大势力也顺应民心，开始铸造铜钱来取代纸币的流通。

其中，浙西的张士诚铸行天佑通宝；淮北的刘福通、韩林儿铸行龙凤通宝；徐寿辉在湖广地区铸行天启通宝、天定通宝；杀掉徐寿辉的陈友谅改行大义通宝。

红巾军起义

作为一个过来人，明帝国的创始人朱元璋不可能不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开始铸造铜钱发行，名为“大中通宝”。至正二十四年，平定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在江西设置宝泉局，铸造五种币值的“大中通宝”，分别为小平（一钱）、折二（二钱）、折三（三钱）、折五（五钱）、当十（一两）。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铸造，大中通宝可与历代旧钱并行流通。

洪武元年，即位称帝的朱元璋正式颁布“洪武通宝”钱制。币值仍然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五，钱背右边分别有一钱、两钱、三钱、五钱和一两的字样。除京师南京的宝泉局之外，各省都设分局铸造。为保证“洪武通宝”的流通，还严禁民间铸私钱。

洪武通宝

另规定“洪武通宝”的成色应为百分百的铜，生铜一斤，铸小平钱一百六十文，即每一小平钱，应含生铜一钱，依次类推，一斤铜铸折二钱八十枚，折三钱五十四枚，当五钱三十二枚，当十钱十六枚。

朱元璋推行铜钱的决心很大，在颁布“洪武钱制”之后的几年里，又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钱法。

洪武四年，朝廷将之前的“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改铸成小钱，方便民间流通。

洪武六年，朝廷再次重申严禁私人铸钱的禁令，并收购私钱供给官府铸币：

“令私钱作废铜，送官偿以官钱。应天府言私铸有碍钱法，乃诏:自今遇有私铸钱，许作铜送官，每斤给官钱一百九十文偿之，诸税课内如有私钱亦为更铸。” ——（《明太祖实录》）

明初币制成了一笔“糊涂账”

令人遗憾的是，朱元璋在开国时制定的“良法美意”在施行后没几年就“凉”了（或者说根本没按标准施行过），纸币死灰复燃。

洪武七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八年朝廷造“大明宝钞”，分六种币值，与铜钱兼用并以钞为主。

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史·食货志》）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从这一年开始，大明朝廷突然像抽风了一样，在要不要继续铸钱的问题上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开始了一系列滑稽的表演。

洪武八年三月到洪武九年五月，连续喊停中央宝源局和各省宝泉局铸钱；

洪武十年五月，又命各省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

洪武二十年四月，停工部宝源局铸钱；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 工部请求不要停罢铸钱，仍收废铜铸钱以便民用，获准；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因扰民，诏罢各布政司宝泉局，允许在京鼓铸；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下令全面禁用铜钱。

朱元璋画像

说好的要推行钱法，可在折腾了二十多年后，却把钱给废了，真是事与愿违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朱元璋和他的决策者们也有他们的苦衷——铸钱的铜实在是不够了。

之前已经提到，“洪武通宝”的材料规定是要用纯铜。但当时所用铸币的材料，是用废钱和旧铜器改铸的。这些旧铜器本身就不是纯铜，而是含有铅和锡的。况且一直从民间收取废钱和旧铜器也总有收完的时候，这是个不治本的办法。

要说治本的办法那也是有的，就是开采铜矿。不料，这治本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铜场的匮乏。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明史·食货志》》）

铜陵矿场已有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到北宋末差不多已经开采殆尽了。到明初，皖南的铜陵、繁昌、南陵等地只能进行小规模的铜矿开采。洪武初年，池州仅采铜十五万斤上贡， 并且这还不是一年的数量。

近的矿场采不出铜，那远一点的，比如云南？。这个建议也被朱元璋PASS了。

给事中殷正茂曾经建议，两京铜价大高，铸钱亏本。不如采云南铜运到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足够国家应急。

户部回复：云南地僻，不如就在当地就地取材铸钱。但是几年后，巡按王诤上奏说，云南铸钱扰民，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长期缺铜就造成了下面这种结果：洪武七年，国家铸钱的数额从洪武五年的2.224亿文下降至1.998 亿余文。

铜钱不仅数量急剧下滑，质量也越来越堪忧。洪武二十三年起铸的钱，每文加铅两分。其中，小平钱一文仅含铜二分，减重80%。这已经和“洪武通宝”必须用纯铜的规定已相去甚远。这种名不副实的铜钱，实在是没办法成为国家的主要通货。所以，洪武八年才发行“大明宝钞”，将其作为国家主要流通货币，铜钱反而降倒了次要地位。

大明宝钞

然而，明太祖重磅打造的“大明宝钞”没有继承宋元纸币的优点，缺点倒是一并继承了。

首先“大明宝钞“与元钞不同，老百姓只能用金银等金属货币兑换纸币，但不能用纸币兑换金属，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兑换纸币”，没有信用意义上的国家财政或金属货币的支持。这点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警觉：这是来搜刮我们的财富吧？

其次，“大明宝钞”继承了宋元的“倒钞法”：即以旧钞兑换新钞，政府收取工本费。洪武九年，各地设“行用库”负责收取昏烂钞。十三年，明令昏烂钞兑换的界限，只要票面的金额文字还能辨认均准许继续在市场上流通，不准对使用旧钞的购买者提价。而实际上，这一规定是一纸空文，政府收税只认新钞。于是，旧钞没人要，新钞又不断发行，导致市场上的纸币越来越多，大明宝钞在一开始就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洪武二十三年，两浙一带，宝钞一贯有抑钱250文使用的； 洪武二十四年，京城流通中的宝钞 , 新旧之间的差价多至一倍；洪武二十七年， 两浙 、两广 、江浙一带，宝钞一贯则贬值至160文铜钱。

贬值如此严重的“大明宝钞”，老百姓自然是不愿意放心使用的，重钱轻钞成为当时各省普遍的现象。政府发行的铜钱不够，民间就进行私铸，这样一来纸币的流通又尴尬了。

最初的钱法行不通，之后的钞钱并行也行不通，朱元璋在纠结了二十多年后，实在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彻底放弃铜钱，完全改行纸钞。

“洪武二十七年八 月丙戌 , 诏禁用铜钱……限半月内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 。 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明太祖实录》）

面对政府的“禁钱令”，老百姓也不买账，哪怕是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也要保住自己的铜钱，因为这才是硬通货，于是纷纷将铜钱埋入地下避避风头，这就是“洪武窖藏”的由来。

明代江南市镇

结语：综上可见，明洪武年间的币制是十分混乱无章的，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三个阶段的变化：首先极力重视铸钱制度；其次，发行宝钞，钱钞兼行，以钞为主，钱为辅；最后完全废去铜钱，流通单一纸币。

虽然朱元璋极其粗暴地将铜钱废除，但之后明朝多个皇帝在位期间也曾重新恢复铜钱流通，这说明在“大明宝钞”天生的缺陷下，实行单一的纸币制度是不可行的。

统观来看，作为明朝创始人的朱元璋，并没有摸索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国家货币政策，整个明代始终陷于钱法不振、通货不足的窘境，根源就在于是明初币制的混乱。

参考文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