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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9年,按照年号来说是嘉庆三年,但是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乾隆六十三年,因为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还牢牢把握在太上皇乾隆的手中。
这一年的正月初三,北京城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许多人正享受着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所谓歌舞升平。谁也未曾想到,从除夕之夜开始响彻云霄的爆竹声,竟成为替乾隆送行的前奏。
这天傍晚,等候清廷接见并给予赏赐的朝鲜、暹罗等国的使臣,等来的是用来制作丧服的白布,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位虚岁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已经龙驭宾天了。
乾隆留给的他儿子嘉庆和整个大清国民的遗产有两个,一个是早已经严重腐化的官僚体系,另一个是声势浩荡的民间反抗势力——白莲教。
白莲教起源于元朝末年,本是民间兴起的一种社团,虽然信仰佛教,但却为佛教其他宗派所不容。可是白莲教借助弥勒佛降世临凡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说法,用来拉拢盘桓于苦难之中的底层百姓却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明灭元的过程中,白莲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取得政权之后,开始对白莲教赶尽杀绝。尽管明代禁止民间信奉白莲教,可是白莲教一直在民间秘密活动,朝廷中时不时传来白莲教造反的消息,终于未成气候。
明清鼎革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白莲教突然失去了消息,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白莲教冒了出来,谁知道这一次冒头,几乎动摇了清朝的根基。
老年人喜欢清静,皇帝不是圣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乾隆越是到了晚年,越是不喜欢听到国家出现动乱的消息,而那些阿谀奉承臣,投其所好,将所有关于白莲教的消息一律封锁,进程给皇帝都是歌功颂德的奏章。
可是想要瞒住一件事太难了,在乾隆八十岁的时候,他听传闻说白莲教已经聚众闹事多年,经过核查之后,发现事情确实如此。乾隆龙颜大怒,并下令对这帮匪徒赶尽杀绝。
这个命令一下,乐坏了他手下的那些官员,这些官员贪污腐化不说,在征剿白莲教过程中屠杀无辜百姓冒功,一面是银子越拨越多,一面是匪徒越剿越多。就在乾隆死前的三年里,剿匪的开销总共达到七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个什么概念?大约是大清政府一年的收入。
下面官员忙活着剿匪,朝廷内也没有闲着,1798年,嘉庆在乾隆的授意下,给翰林和詹士的考试中出了一篇名为《征邪教疏》的考题。
结果当然不会有什么建设性建议,不过是称颂太上皇和皇帝的文功武德。
唯有一份卷子,在称颂功德的幌子下,说了一些可以平定叛乱的理由。
卷子的作者深刻分析了白莲教能够声势浩荡的原因:
白莲教的大部分人都是平民,这些平民和那些没有参与造反的平民没有什么两样。而之所以有的人参与了造反,不是因为白莲教多么的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们就算不造反最后也会被官府逼死。
那些官员们借着打击邪教之名,横征暴敛,为满足一己私利,将平民逼成了盗匪。想要平定邪教的叛乱,首先要从惩罚官吏做起,贪污腐化的官吏革除之后,白莲教自然会不攻自破。
这种观点,不过是说出了当时所有官吏知道却不敢说出的话,这样的话,无疑会戳穿了太上皇一手缔造的太平盛世,同时也会断送官员自己的前程。
说完了这番实话之后,这名官员就离开了京师辞官回家。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洪亮吉。
洪亮吉出生于常州,家境贫寒,父亲洪翘早逝,他的母亲为了供洪亮吉念书,只能靠针织来维持生计。做官之后的洪亮吉在回顾自己早年家庭境遇的时候,不无感慨的写道:“夜寒窗隙雨凄凄,长短灯檠焰欲迷,分半纺织分半读,与娘同听五更鸡。”
虽然刻苦读书,洪亮吉却是屡试不中,只要给人当幕僚,他先后在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处谋生。
乾隆四十一年,洪亮吉闻母病重,急赶回家,尽管他心急如焚,也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因悲伤过度,奔丧途中落水。此后每逢母亲忌日,洪亮吉在这一天绝食来怀念母亲,一直到他自己去世。
在他四十四岁的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修编一职,中举之后不久,又奉命行走南书房,陪着皇子读书,由于仗义直言,在《征邪教疏》说了不该说的,回家修养一年,乾隆死后,他又官复原职了。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虽然已经在位三年,可是连权力的毫毛都没有摸到,自己终于亲政了,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为了应付一下,都要做出一点新皇帝新气象的样子出来。
于是嘉庆广开言路,招纳敢于直言之人。
洪亮吉官复原职之后,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知道,这当然是皇帝的表面文章,敷衍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他偏不。
他重返翰林院之后,成为修纂乾隆皇帝高宗实录的几个翰林之一。他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并非偶然,早年没有走上仕途的时候,他就曾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可以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在高宗实录的初稿完成后,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稿子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远远比自己见到的多。
仗义执言的老毛病又犯了。
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有被迫辞官回家的教训,他还在纠结自己该不该说心里话。这种纠结一直挂在他的脸上,表现为他的行为上。
他每天闷闷不乐,寝食难安,有时候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突然脚步匆匆,不管是在翰林院还是在大街上都是如此。
终于他受不了,有一天同事们正在安安静静的修书,他跳起来大叫:“我一定要仗义执言,否则就是辜负了皇恩了。”
郁结于胸中的苦闷终于在化成文字之后得到了排解,而且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上书更加稳妥的送到皇帝手中,他一次性写了三份同样的奏章,分别给三位大臣。
三份奏章,两份被扣下,只有皇帝的兄弟成亲王认为洪亮吉是为了他们家好,才把奏章呈递给了皇帝嘉庆。
这份奏章语言尖锐,句子咄咄逼人,就算是给同等级的人看,心中也会不高兴,何况是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
奏章的一开头,他就质问皇帝:你说你心中非常着急天下得不到治理,天下百姓渴望社会得到治理的心也是非常迫切,那为什么看不到社会有一丁点的转变呢?
洪亮吉矛头不仅指向了皇帝,还指向了才过世不久的太上皇。太上皇留下的烂摊子,到了皇帝你的手中,你多次承诺想要改革,结果呢?不仅改革拖了这么久,还伤害了天下百姓的心。
洪亮吉不是那种抛出一个结论不做任何说明的民科,他梳理了在办理和珅案子的时候,皇帝是多么的犹豫和武断,还指出和珅虽然轰然倒塌,可是他的党羽还在,如果这些党羽有一天集结起来,将会是令一个和珅集团。
接着,他的情绪似乎得不到控制,连续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就能把嘉庆活活气死。
“你在用人方面说改你改了吗?”
“现在世风日下,人们道德越来越没有底线,这件事你不该负责吗?”
“有功者赏赐,有罪者惩罚,你真的做到了吗?”
“说好的广开言路呢?还不是被活活堵死了”
······
每当提出一个问题,后面加一个或者几个说明,而且攻击的都是朝廷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当然,洪亮吉并非是逞口舌之快者,也并非夸夸其谈者,胸中虽有千言,笔下实无一策。他说了这么多,自然在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他的意见。
第一,广开言路不要做表面工程,应该落实到实处,解决问题的时候集思广益,不能皇帝一个人独断专行。
第二,以法治国,否则,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会成为判决一个案件的关键,长此以往,官僚集团只会越来越腐化。
第三,改革并非是没事找事,而是让大清更好的发展,有的人示改革为魔障,这是不对的。
有限于时代背景,洪亮吉的思想还有“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但是某些意见已经超越了当时中央集权下的思想压抑。
洪亮吉痛快了之后,轮到嘉庆痛快了。
嘉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洪亮吉,然后交付三法司知罪,同时又命令不能用严刑对待洪亮吉。
嘉庆不准对洪亮吉用刑并非是因为他认为洪亮吉的勇气可嘉,而是害怕这件事最后牵扯出自家人,也就是他的兄弟成亲王。
如果追究下去,可能自己的兄弟都保不住命了。可是自己的兄弟如此对自己,也是应该惩罚。当时的成亲王刚刚进入军机处不久,伴随着洪亮吉事件,随即免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
事后,嘉庆冷静之后,发现洪亮吉的奏章也有它的道理,就将他发配到了伊犁。
洪亮吉搭配到伊犁和苏轼贬谪到海南,都是相同的用意,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伊犁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西,流放到这里,相当于不是死刑的死刑。
洪亮吉的判决下来之后,他便动身赶赴万里之外的伊犁了。谁都未曾想到,他上书的消息传到了民间,人们百姓都想目睹这位敢于直言的大臣的容颜,于是本该是一场悲剧,在离别的时候,却上演了一幕喜剧。
嘉庆听说人们欢送洪亮吉之后,心中真是五味陈杂。这个时候伊犁将军保宁听说洪亮吉要到他的地盘,为了谄媚主上,写了一封密折给嘉庆,告诉嘉庆一定让洪亮吉不得好死。
嘉庆一看保宁的密折,正好没有地方撒气,对保宁一顿训斥。可能是嘉庆批阅保宁折子的时候情绪太大,让保宁会意错了,不仅没有折磨洪亮吉,反而将洪亮吉捧为上宾。
本来上书给嘉庆,洪亮吉已经最好了被杀头的准备,居然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发配伊犁,也想着十去九不回,哪成想伊犁的生活比在京城当翰林还舒服千倍万倍。
洪亮吉每天饮酒赋诗,保宁为了讨好嘉庆,对洪亮吉更是百般爱护,无忧无虑的生活,洪亮吉是否也在想,这样下去该多好?
乾隆曾经定下规矩,发配伊犁的官员想要获得赦免,至少要三年,三年是最低期限,能不能赦免还要看皇帝的心情。
洪亮吉已经做好了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打算,如果这一打算不能达成,起码也是舒服三年。
哪知命运就是这样离奇,现实总是与愿望背道而驰,就在洪亮吉到达伊犁百天之后,突然接到圣旨:你得到赦免了,可以回到中原了。
这件事不仅让洪亮吉惊掉了下巴,也让史官在记录的时候感慨了一番:自从我大清开国以来,官员能够得到赦免的,从来没有像洪亮吉这么迅速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天灾救了他。
前脚洪亮吉到了伊犁,没过两个月,北京就发生了大旱。这次旱灾,轮到嘉庆寝食难安了。
传统的说法认为,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行为对人间进行嘉奖或者警示。如果某年风调雨顺,百姓富乐安康,那么这个皇帝就是非常的合格,相反,如果某位皇帝在位期间,导致了水灾、旱灾或者蝗虫等灾祸,那就是这个皇帝失德。
这场旱灾让嘉庆尤为恐惧,他开始反思自己当政之后的措施,翻过来调过去,如果是有一件事情自己做错了,那么就是洪亮吉。
接着他下了罪己诏,然后赦免了洪亮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依然是要面子的:洪亮吉的奏章非常对,但是言语过激,没能顾忌到皇帝威严。
这是表面上的陈词,实际上嘉庆惩罚洪亮吉,是他的性格所致。长期生活在乾隆的威严之下,嘉庆养成了一种猜忌和多疑的性格:这么做会不会惹父皇生气,那样做父皇会不会喜欢?
长此以往,一个人多半都会扭曲。对待和珅的案子如此,对待洪亮吉也是如此。愤怒之后,想要杀死洪亮吉,后来冷静又改判流放,天降大灾 ,又赦免了洪亮吉。
事情就是这样神奇,嘉庆罪己诏之后,天就降下甘露。嘉庆自己非常得意,并且诗兴大发,用诗纪念自己对待上天的坦诚。
洪亮吉获赦之后,不再做官,除了著述之外,就是游山玩水,饮酒狎妓,同时对于时局怎么样,他绝口不提一个字,直到老去。
比洪亮吉稍微晚些时候的龚自珍曾有著名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对洪亮吉的感慨。
洪亮吉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后来龚自珍和他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绝非偶然。
1809年,六十三岁的洪亮吉走完他的一生。从他四十四岁走入官场,呼吁改革开始,到他五十五岁心灰意冷隐山林,他活跃的时间不多十几年。
十几年他一直是翰林编修,官位低下,人微言轻,却在天朝美梦中最先醒来,他没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机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可是却敏感的体会到了社会需要变革,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他的存在是幸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极其不幸,因为他被他要改革的时代堙没最后吞噬。
风雨飘摇的大清江山的统治者们,要到洪亮吉死后几十年才能够在睡梦中苏醒,可惜那个时候这个老大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