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采收海红豆的季节。南方十月，海红豆已经成熟。风吹树梢，落下一地红豆。

以红豆寄托相思的风气，向来被认为是王维刮起来的。据说出自王维的《相思》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后文人们以红豆咏相思成为习惯。

如果是北方的盆友，除非到南方旅行，恐怕很少有机会见到红豆树，也就不会发现这个在南方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售卖的红豆手链，红豆半截红、半截黑？又有一些红豆装饰品，它的红豆是全红的？

这是关于红豆的两大问题：

第一，《相思》这首诗，是不是王维写的；

第二，红豆究竟是全红，还是半红半黑？

海红豆

鸡母珠

（一）“红豆生南国”：孤证可以立吗？

在研究中有一个原则：“孤证不立”。 如果只有一条证据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不可接受的。由于古代史料的匮乏，我们常常会使用一些只有孤证的结论，也是允许的。但如果这个孤证来源不明，长期不被承认，那就不好讲了——比如《相思》。

《相思》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最早出现在唐代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议》里，没有题目。《云溪友议》的作者是范摅，僖宗时吴（今江苏吴县）人，客居越地。他生活的年代距王维大约百年，而王维一生很少离开中原一带，可以肯定范摅和王维、王维的亲友都没有任何交集。但他偏偏在书中记载了一条：

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彩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

昆剧《长生殿弹词》中的李龟年

这种笔记其实就是文人们平时交谈的内容，它并不是专业典籍，只是坊间记趣。如果出自学术根底扎实、见识广博的文人，他当然会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在收录时会特意进行整理、甄别，使留下的文字材料准确精当。但范摅不在此列，这本《云溪友议》准确度颇低，对唐代诗人的记叙有很多谬误，因此受到的非议很大，被视为“皆委巷流传，失於考证”。除非万不得已，《云溪友议》的内容是不适合拿来作为论据的。但它毕竟是唐人说唐事，又保留了一些特殊的材料，比如这首《相思》，因此后世偶尔也会采信《云溪友议》中的内容。比如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就参考了《云溪友议》，收录了这首“王右丞所制”的诗。

《唐诗纪事》中，这首咏红豆的诗仍然没有题目。到了宋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突然被加上了名字《相思子》。洪迈是南宋著名文学家，代表作品《容斋随笔》，但这部《万首唐人绝句》却有些“毛躁”（也可能是制版等环节出现了问题），《云溪友议》原诗中的“红豆”改成“红杏”，“几枝”成了“故枝”，“多采撷”变成“休采撷”。

虽然宋代时候的文人们已经开始“热炒”这首“红豆生南国”，但王维诗文集中却长期不收录这首来历不明的诗歌。直到明代中叶，这首诗都未能进入王维集里，没有获得正经身份。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65），顾氏奇字斋刊王右丞集，首次把这首被“嫁接”给王维的诗编入《外编》，诗的题目变成《相思》。明末凌濛初刊《王摩诘集》，大约觉得《相思》这个名字意味还不够，又题作《江上赠李龟年》，很显然出处正是《云溪友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性地把它当成王维的诗歌。

清代康乾时期，孙洙以蘅塘退士之名、仿照《诗经》的形式编出了《唐诗三百首》，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这本诗集中擅自把原诗的“秋来发几枝”改为“春来发几枝”，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相思》版本。

讲道理，这首诗被归到王维名下是不合理的。与其说它是王维的作品，不如说是范摅或他友人创作出的诗歌。

（二）从相思树到相思子

我们不禁要问，红豆和相思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能寄托相思的植物多了，为什么偏偏红豆最成功？

在以红豆树为相思树之前，传说故事中还曾经有过其他树种的相思树。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两个相思树传说，直接影响了后来相思红豆意象的形成。其一见于干宝《搜神记》中“韩凭妻”，记录宋康王强夺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夫妇斗也斗不过，只好自杀明志，两冢相望，宿夕之间，冢顶各生大梓木，宋国人称为“相思树”。

其二为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这个故事更加重要。战国时期，魏国苦秦之难，“有以民从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谓之相思木”。这个妻子因为思念离家在外从军的丈夫，郁郁而死，死后冢上长出了一棵树，枝叶都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被叫做相思木。这个故事后来引用的人不少，宋代李颀《古今诗话》和清代钮琇《觚剩》还进行了渲染，后者在“相思子”条目中说，“相传有怨妇望夫树下，血泪染枝，旋结为子，斯名所由昉也。”其实钮琇说的和任昉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海红豆树

第一个故事中，相思树是梓树，第二个故事中，相思树的树种不明。同样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红豆树为相思树的苗头。《文选》所选的左思（左太冲）作《吴都赋》说“楠榴之木，相思之树”，与左思同时代的刘渊林（逵）注说：“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斜）砍之则文（纹），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东冶即如今的福州市。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相思树的果实颜色鲜艳如珊瑚。南朝江淹《草木颂十五首（并序）》中的《相思》说：“竦枝碧涧，卧根石林，日月断色，雾雨恒阴。绿秀八照，丹实四临。公子不至，山客徒寻。”江淹注意到了相思树的果实，称其为“丹实”。

这两则材料意味着一种新的趋势：

在《搜神记》和《述异记》里，表达相思的是树木本身，而在刘渊林和江淹眼中，值得欣赏的是果实，也就是色如珊瑚的“丹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果实的欣赏，是唐代创作出“红豆生南国”的先声。

海红豆

（三）红豆之别：鸡母珠或是海红豆

这首托名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既有雅致，又通俗好读，因此越来越被推崇，到了清代，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绝凡例》中把它和王之涣“杨柳东风树”、李白“天下伤心处”并列，认为是最优秀的五绝诗，“皆真举胸臆，不假雕锼。祖账离筵，听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

这首“红豆生南国”写得如此精妙，让我们不禁在头脑中想象，这“愿君多采撷”的红豆，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

生长于南方的红豆，还真是不少。最常见的红豆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到，南方常常用来煮红豆沙糖水。这种红豆当然和相思没什么关系，古代常常把相思红豆作为首饰镶嵌，食用红豆色泽并不鲜明，没有什么美感。此外，赤小豆偶尔也被称为红豆，它也不是文人所咏叹的红豆。还有人说，王维所咏的红豆可能是忍冬。忍冬在全国南北皆有分布，金银忍冬所结的子，亮红如攒珠，其叶片大，形如梨叶，至今还有一些年轻人以忍冬果实为红豆。

食用红豆并非相思红豆

忍冬

和相思红豆关系最密切的植物有三种：

豆科红豆属的何氏红豆；

豆科相思子属的相思子（鸡母珠）；

豆科海红豆属的海红豆。

虽然它们都属于豆科，但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从相思子（鸡母珠）这个命名来看，它是最占优势的。如果硬要为“红豆生南国”找到植物原型的话，那应该就是它。晚唐李匡义《资暇集》中有“相思子”的条目：“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邪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上述三种豆科植物里，“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只有一种，现在一般称为“鸡母珠”。在李匡义的年代，已经很流行称鸡母珠为相思子，它广泛用于首饰镶嵌，因此路德延的《小儿诗》就说“宝箧拏红豆，妆奁拾翠钿。”

相思子，鸡母珠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中国古代药物学的地位举足轻重，李时珍在相思子条目下，引李颀《古今诗话》，又说：“相思子生岭南，树高丈余，白色，其叶似槐……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饰。”可见李时珍的观点和李匡义一样，都认为鸡母珠才是正宗的“此物最相思”。

海红豆其实比鸡母珠更鲜艳夺目，从外形上看，它更加有成为爱情象征之物的优势。但海红豆的分布区域比鸡母珠更狭窄，只见于两广、海南等地区，受到文人们的注意更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海红豆“树高二三丈，叶似梨叶而圆”，又引宋祁《益部方物图》：“红豆……其子累累而缀珠，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蜀人用为果豆。”可见李时珍都没有搞清楚海红豆究竟是什么，海红豆有小毒，不能食用，他是把海红豆和食用红豆搞混了。

时代在进步，当代人也不必默守唐代对相思红豆的认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相思红豆装饰品，通体全红的海红豆和半红半黑的鸡母珠分庭抗礼。

海红豆制作的饰品

海红豆制作的饰品

（四）玲珑骰子安红豆：千年的相思

不管“红豆生南国”是不是王维所作，唐代文人已经习惯于以红豆象征相思之情，这才有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温庭筠《南歌子词》：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五代十国时期，花蕊夫人作《宫词》：“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这一时期，红豆甚至被用进了词牌名，李煜的《长相思》又作《双红豆》：“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也就是说，从唐到宋，中国古代文学中梅兰竹菊等植物意象大范围地建立进和发展，红豆也适逢其会，凝聚出鲜明的意象并固定下来。

由于红豆玲珑可爱，鲜艳晶莹，形如心形，质地硬实，可以长久保存，适于持赠，鲜红色经年不褪，这些特性与民间传说中凄美哀艳、生死不渝的意味十分协调，因此它能且只能用来表男女之情，而且常常和女性联系在一起。

如今我们能读到的有关红豆的文学作品，美则美矣，却都有一股缠绵不尽的旖旎之意，举一些例子：

唐代欧阳炯《南乡子》“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唐代温庭筠《酒泉子》“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

五代牛希济《生查子》“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

宋代晏几道《浣溪沙》“几摺湘裙烟缕细，一钩罗袜素蟾弯。绿窗红豆忆前欢。”

宋代李之仪《蓦山溪（少孙咏鲁直长沙旧词，因次韵）》“谁谓正欢时，把相思、番成红豆。千言万语，毕竟总成虚，章台柳。”

宋代黄庭坚《点绛唇》“半妆红豆，各自相思瘦。”

这些吟咏红豆的诗句，天然带有一段婉约的风情，构成了红豆特有的文学气质。这种韵味深长的红豆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顺流而下，在元曲、明清小说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比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即有“滴不净相思血泪抛红豆”的句子。

红豆树在南方是一种常见树木，文学作品中题咏红豆亦不少见，逐渐在明清时期的文人中形成一批“拥趸”。吴绮以红豆为号，称红豆词人，董潮有《红豆集》，袁树有《红豆村人诗稿》，陶梁有《红豆树馆诗稿》。虽然这还不能称之为普遍的“红豆现象”，但起码说明红豆在民间、在文坛还比较受重视。

最后以一个小故事结尾：

袁枚的《子不语》从江畲经的《历代小说笔记选（汉魏六朝）》中引了一个民间行相思咒的做法：

相思子（红豆）五个，妇人头发五钱，乳汁五钱，和剂作四十九丸，瓷器盛，祭于六甲坛下，脚踏魁罡二字，右手雷印，左手剑诀，取东方一口气，念‘相思咒’七遍，焚好人卡一张，燃香尽乃止。服之勿嚼，如在自己腹中寄放相似；遇，从丹田运药一粒在舌，以口相递，令妇人砸舌强吞。从此爱恋浓密，千思万想，时刻不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相思咒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但不卫生，操作难度也很大。就算施展了，也要考虑到无论相思子还是海红豆都有毒，把有毒的相思子喂进对方的肚子，能不能“爱恋浓密，千思万想”不好讲，中毒是肯定的。更何况，爱情如果能靠这么一副药决定，人间哪里还有这么多悲欢离合？这只是从“相思红豆”附会、幻想出的一种民间法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