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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赤壁赋》
（苏轼 北宋 公元1082年）
是岁十月之望，
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
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
霜露既降，木叶尽脱。
人影在地，仰见明月，
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
“有客无酒，有酒无肴，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7”
客曰：
“今者薄暮，举网得鱼，
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
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
妇曰：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
以待子不时之须。”
于是携酒与鱼，
复游于赤壁之下。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
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
攀栖鹘之危巢，
俯冯夷之幽宫。
盖二客不能从焉。
划然长啸，草木震动，
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
凛乎其不可留也。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
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
适有孤鹤，横江东来。
翅如车轮，玄裳缟衣，
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梦一道士，羽衣蹁跹，
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
“赤壁之游乐乎？”
问其姓名，俛不答。
“呜呼！噫嘻！我知之矣。
畴昔之夜，
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
道士顾笑，予亦惊寤。
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白话文：
这一年十月十五日，
我从雪堂出发，
准备回临皋亭。
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
一起走过黄泥坂。
这时霜露已经降下，
叶全都脱落。
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
抬头望见明月高悬。
四下里瞧瞧，
心里十分快乐；
于是一面走一面吟诗，
相互酬答。
过了一会儿，我叹惜地说：
“有客人却没有酒，
有酒却没有菜。
月色皎洁，清风吹拂，
这样美好的夜晚，
我们怎么度过呢？”
一位客人说：
“今天傍晚，
我撒网捕到了鱼，
大嘴巴，细鳞片，
形状就像吴淞江的鲈鱼。
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
“我有一斗酒，保藏了很久，
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
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
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
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
山峦很高，月亮显得小了，
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来。
才相隔多少日子，
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
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
我就撩起衣襟上岸，
踏着险峻的山岩，
拨开纷乱的野草；
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
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
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
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
两位客人都不能
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
我大声地长啸，草木被震动，
高山与我共鸣，
深谷响起了回声，
大风刮起，波浪汹涌。
我也觉得忧愁悲哀，
感到恐惧而静默屏息，
觉得这里令人畏惧，不可久留。
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
任凭它漂流到
哪里就在那里停泊。
这时快到半夜，
望望四周，
觉得冷清寂寞得很。
正好有一只鹤，
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
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
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
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
它戛戛地拉长声音叫着，
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
过了会儿，
客人离开了，
我也回家睡觉。
梦见一位道士，
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
轻快地走来，
走过临皋亭的下面，
向我拱手作揖说：
“赤壁的游览快乐吗？”
我问他的姓名，
他低头不回答。
“噢！哎呀！
我知道你的底细了。
昨天夜晚，
边飞边叫着从我这里经过的人，
不是你吗？”
道士回头笑了起来，
我也忽然惊醒。
开门一看，
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后赤壁赋》作者介绍
《后赤壁赋》作者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万古流芳的一代大文豪，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 亦雅好游山林。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皇帝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
苏轼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
苏轼率众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世世代代的海南人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公元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
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
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
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
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
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
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
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
在宋代文学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苏轼在六十五年的生命中，从来没有逃避挫折，只有勇往直前。
在顺境时，坚持真理、守护内心的光明。
在逆境时，总能寻找到身边的美好，发现世界的灿烂。
一代大文豪苏东坡，必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后赤壁赋》作品介绍
《后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被贬谪黄州期间。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于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两次泛游赤壁，写下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后人称第一篇为《前赤壁赋》，第二篇为《后赤壁赋》。
前后《赤壁赋》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
《后赤壁赋》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之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之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之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
《后赤壁赋》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之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之姿。
《后赤壁赋》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之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
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
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
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
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呈现出壮阔而自然的美。
两赋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同工异曲，各有千秋。
《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创作时间相隔不过三个月，写作时的语气还连接着，但作者创造的境界却处于对照中，思想情感也处于两般境地或者如说处于矛盾之中，为何如此呢？
关键在于“佛性”不敌“一切性”，前赋中永恒不变的“道”不足以回答现实中时时变化、处处差别的存在所包含的复杂“问题”。苏轼在观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并不能使他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漠然无情。观念永不能代替实感，抽象总是遗漏丰富的细节，而细节往往与情感相连。这是每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伟大作家都不能回避的矛盾。苏轼之观水逝而惆怅，知道永恒为虚言；对俗客而生悲，怀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诱发者，也观坐在哲思与人生的裂缝中。
后赤壁比前赤壁更富含深意，孤寂，表达了他的真实感受，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前后《赤壁赋》是苏轼散文中的“双璧”！
作者撷取宋人在苏轼去世后写的祭文，以纪念这位千古大文豪
祭文曰：
道大难容，才高为累，
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
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识与不识，谁不尽伤；
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