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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寒风一起,一片肃杀之气。矗立在寒风中的紫禁城仿佛一头洪荒巨兽,吞噬着周围的虚无。
乾清宫中,重病在身的大明皇帝朱祁钰身体稍微有些好转。已经几天没有上朝的他早早地睡下了,打算第二天上朝时和群臣商议皇储的事情。
而立之年的大明皇帝没有子嗣,将会导致国本不稳。
景泰八年正月的文官们,嗅到了一丝帝国潜在的危机,皇帝没有儿子,这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严重的事。
朱祁钰病重,等他生儿子肯定是不行了。文官们需要在朱祁钰的侄子辈中选一个继承人,而沂王朱见濬(朱见深)是最佳人选。
是否复立沂王朱见濬为皇太子,就成了朱祁钰和六部官员之间互相博弈的焦点。
“卯至是日,帝皆不视朝,人心益汹汹不安。礼部复集文武百官议请立皇太子,比脱疏成,未及上而出。”---《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朱祁钰再也没有机会坐在奉天殿的龙椅上。
因为这一天,被囚禁在南宫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镇,在一群野心家的拥护下发起了“夺门之变”,于正月十七日凌晨重新坐上了皇位,并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再次成为大明帝国的主人。
“天顺元年春正月壬午,昧爽,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以兵迎帝于南宫,御奉天门,朝百官。”---《明史》
朱祁镇再次御极,自然要大封夺门功臣,在这些册封的夺门功臣之中,有个人特别显眼,他就是景泰朝的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
夺门之变的功劳属他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政变的策划都是由他一手操办的。
无论是勾结内廷宦官,还是串联外朝文官,石亨就是这场政变的定海神针,除了他是景泰朝的重臣这一因素外,他还是京师团营(于谦所创)的总兵官,控制着北京城的城防。
故而,朱祁镇投桃报李,封他为忠国公,食禄一千五百石。
问题就在这里,即石亨为什么要参与夺门之变?事实上,景泰帝朱祁钰对石亨的信任及重用,相比于谦,过犹不及。
景泰七年十二月至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因为生病的缘故,在太庙祭告祖宗的仪式都由石亨代劳。
“(景泰七年十二月乙丑)岁暮享,太庙,遣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①
“(景泰八年春正月)辛未,孟春享, 太庙,帝有疾不能行礼,命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②
“(景泰八年春正月戊寅)大祀天地于南郊,遣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③
即使在朱祁钰病重不能下床,受重托的依然是石亨。
所以这就让人产生的疑虑,抛却权力的野心作祟,作为景泰朝的武将第一人,深受朱祁钰宠信的石亨,为什么会成为反朱祁钰的急先锋?
汪郎以为,石亨之所以要站在朱祁钰的对立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对景泰朝压制武将的行为作出反抗,以期恢复武将的荣光。
为何这么说?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一役,大明损兵折将。终其原因,是朱祁镇对武功产生的热爱,试图效仿其父祖,以亲征之名实现自己的武治梦想,但却因对军事不熟,又过分放纵王振,才造成了这场浩劫。
正因为如此,朱祁钰在于谦、陈循、王直、胡濙等文官的支持下,不仅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还坐稳了皇位,这让他意识到文官和武将之间的不同。
面对土木堡之变后的烂摊子,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的朱祁钰,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官内阁来协助他治理国家,以恢复由土木堡战败所带来的国力损耗。
所以,景泰朝的七年间(景泰八年时间很短,只有十六天),文官势力相比正统年间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改此前面对皇权时的唯唯诺诺,开始出现了铁腕风格,如内阁首辅陈循,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官势力得以抬头,相对的,武将集团就会受到打压!
景泰朝的七年间,朱祁钰在陈循内阁和兵部尚书于谦的辅佐下,大明帝国的国力逐渐得到了恢复,期间,虽然边境和瓦剌的冲突不断,西南诸苗的谋反不绝,但武将的权力却被皇权牢牢的限制住,不见有丝毫的松动。
在这样严守武将的情况下,不要说普通武将,即使是在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北京保卫战中,那些立下大功并封爵的武将,如石亨、杨洪等,都被排除在大明的政治核心权力中心。
在朱祁钰的眼中,国家的决策皆有自己和文官定夺,就连一直由武将掌管的京营都被文官拽进了手心中,并以此成为惯例。
“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或尚书,或侍郎,或右都御史。掌京营操练之事。永乐初,设三大营,总于武将。景泰元年始设提督团营,命兵部尚书于谦兼领之,后罢。成化三年复设,率以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之。”---《明史·职官志一》
故而,身为景泰朝的太子太师,受爵武清侯的石亨,这位深受宠信的景泰朝武将第一人,想谋求外放边镇都做不到。
可想而知,石亨的心理有多崩溃。
“总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言:[ 近者宣府等处屡报声息,蒙遣杨洪往宣府备之,而大同、怀来、居庸等关亦俱系要害,乞令臣亨往大同,臣柳溥往怀来、居庸一带调遣士马,以剿残胡。在京各营军马,乞别委将官统理,训练,防护京城。如此,藩篱有备,京师无虞。] 帝曰:[ 顷者,以宣府地方密迩京师,累报声息,用是暂命洪往备之。秋后事宁,即令回京。卿等统领军马,操守京师,如何俱欲分守边镇?不允。]”---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四》
景泰一朝,不仅对在京的武将进行权力限制,对边镇的武将更是严加防范。
“昌平侯杨洪奏:口外官军因贼惊散,及随臣赴京者共三千人,先已二次遣回,宣府止存家小在京,逐月官支俸米一石,军支米六斗养赡。近日,兵部移文欲并催发,致使官军在边闻之常怀忧虞。臣今奉命复往宣府充总兵官,思得前项官军其家小若不安抚,使其得所虑,恐人各内顾,何以杀贼?乞赐省令,人口数少自愿随去者听,不愿去者兵部不必追逐,户部仍给月粮。俟臣到边区画,稍定别奏,处置从之。”---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四》
由此可以看出,景泰朝时,朱祁钰和他的文官臣僚们,对武将的抑制有多强烈。
大明朝以文为尊、以武为卑的情况,就是从景泰朝开始,落地、生根、发芽。
失落,是景泰朝的武将们的普遍心理;委屈,让景泰朝的武将们对正统年间无限怀念。
他们需要一个宣泄口,抒发对朱祁钰的不满。
故而,实行夺门之变,扶持太上皇朱祁镇重登皇位,就成了武将们最迫切的愿望。
而石亨,景泰朝的武将领袖,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个跳出来串联内廷宦官和外朝文官,对朱祁钰发起反击,以抢夺朱祁镇的从龙首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注:
①②③《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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