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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即是侠，不但现在很多历史爱好者这样说，钱穆、吕思勉、张荫麟等史学家也这样说，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也说“墨子之徒为侠”，似乎已成定论。
但唱反调的也不是没有。郭沫若在那篇对墨家大肆批判的《墨子的思想》中，把这种观点斥为“乱认表亲”。他的结论是“认侠为墨，也不过是在替墨子争门面，然而大背事实。”
郭沫若那篇文章怎么样，这里不评论；单就这个问题来讲，我以为他说的有道理。
说墨就是侠，各家的“论”都信心满满，“墨家即以振世救弊为主，故一变而为侠”（陈柱《诸子概论》），似乎理所当然；可是“证”却十分单薄。根据往往只是韩非的一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为韩非说过天下显学非儒即墨，这里又儒侠并举，所以“可见墨即是侠”（吕思勉语）。问题是这个结论恐怕太草率了一点。
看看韩非的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五蠹》）
《显学》篇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内容，而意思更加明确：“……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
不难看出，韩非所谓的“侠”，即“家斗之勇”的一类人物，主要特征为“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也就是《庄子 说剑》中的“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之类表现的“庶人之剑”。同时韩非也明确交代了这些“侠”往往成为贵族豢养的“私剑”——说好听了，是门客；说不好听，是打手。
韩非子为何对“私剑”如此深恶痛绝？固然是由于这类私人暴力行为不见容于他的“君主论”，却也跟他的心理状态不无关系。在那篇充斥着受难哀鸣的《孤愤》中有这么一段：“法术之士(指他这类掌握“真理”的人）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显然，在他看来，他这样的正义之士，是时时处于权贵的迫害和“私剑”的威胁之下的。
这一类人在当时确实相当活跃，但与墨家门风实在相去甚远。事实上，墨子本人就多次表示过对这类好勇斗狠行为的不以为然。《墨子》中记载了墨子与弟子骆滑牦（钱穆认为，这位骆滑牦其实就是墨家大弟子禽滑厘）的一段对话：
子墨子谓骆滑牦曰：“吾闻子好勇。”骆滑牦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
墨子对个人暴力的排斥甚至比儒家更甚，儒家至少还承认好斗是人的天性之一，却遭到他的激烈嘲讽：
子夏子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我们往往有个成见：儒家比较文弱（儒者柔也）而墨家比较刚健，其实恐未必然。孔门必修课中，尚有射御之类的军事技能，门下亦多有子路、冉求这样的猛士；而在墨家，此种技能却不是人人能学。《墨子》中有一段小故事：有几个弟子想学射箭，而墨子却告诉他们：你们都不是国士的料，还是不要学了。而大弟子禽滑离想学一些守御之术，还要老实表现三年，再加苦苦央求才能办到。由此看来，墨家固然以“墨守”著称，却并非如史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武士行会”。
墨子在世时如此，在他去世以后，墨家倡导的和平主义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松动。
《吕氏春秋 去私》：
墨者有钜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由此可知，墨家是主张“禁杀伤人”的“天下之大义”的，并严格禁止自家子弟杀人和伤人，这与那些动辄拔剑、习惯以暴力解决问题的侠士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呢？
《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著作有《胡非子》，此书虽已亡佚，但《太平御览》所引《胡非子》佚文却恰好也提到了这类人：“剽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并表示了明白的否定意思（胡非子推崇的是曹刿之类“君子之勇，勇之贵者”），足证此为墨者所不取。
《韩非子》多处提到墨家，却没有一处提及墨家与“群侠”“私剑”有任何关系。由此可知韩非所谓之“侠”，主要表现为“以武犯禁”、“吏之所诛”的暴力犯罪，与墨家几无瓜葛。所以，拿他的一句话断章取义，作为“侠即是墨”的根据，不但违背其原意，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韩非并不认墨为侠，那么为何只见他痛斥儒侠，而不见其批判墨家？郭沫若的解释是墨家已经为秦国服务，当然要留些面子。这种说法有些根据（墨家思想颇与秦政相同，如尚同尚俭、非乐节用之类，而且秦惠王称腹子为先生、谢子入秦等等故事，亦表明墨家与秦国关系之密切），但说墨家成为了秦国走狗，恐怕还有些牵强。我以为韩非不批墨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其时墨家的主要思想（兼爱非攻之类）早已因不合时宜而不再流行，也用不着他大力批判打死老虎；二、韩非恐怕是把儒墨等量齐观了，他说过“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在他看来，儒、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骨子里都是假天真的开倒车理论，都该归入“以文乱法”的“诸先生”一类的。
当然，韩非不认为“侠即是墨”，也并不能证明“侠不是墨”（只不过证明了“侠以武犯禁”没有墨家什么事而已）。那么当时有没有其他人认为“侠即是墨”呢？根据现存先秦古典看，只能说没有——一个也没有。就连第一个为游侠立传的司马迁，也说“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显然，他也是绝不认游侠为墨家苗裔的。
那么，“侠”到底是不是“墨”呢？现在我们应该弄明白：在墨子那个时代，“侠”到底是指什么人？
现在我们理解的“侠”，主要是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外带有点本事的人，应该说，墨子的一些行为(如非攻）跟这个还是很靠铺的。但问题是“侠”的这个意思，与先秦两汉的“侠”相去甚远。
“侠”（带剑者）可以说是一种时代产物。春秋以降，封建等级制逐渐崩坏，一些从旧体制中脱落的部分——失去地位的贵族和武士，还有一些因制度破败（比如“庶人无故不带剑”之类）而不安于位的庶人也就成了“游侠”——大概相当于日本武士制度衰败时的浪人。
尽管没有了过去的地位，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在——这也正是他们最后的荣光和重新为上流社会认可的希望。
游侠们最为人称道的行为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可以总结为“义”和“勇”，其实也就是“君子”（上等人）主要的道德标准，可以说是某种“封建残余”，却不能说是墨家新义。
（其实“柔弱”的儒家是很讲这一套的：子路问“成人”，孔子给出的最低标准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换言之，做君子的门槛就是“义勇”。子还曾经曰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仁不让於师”、“见义不为无勇也”等等，曾子也强调“君子人”的标准“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些也恰恰正是游侠们所标榜的行为规范。）
再看看什么叫“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这其实也是“君子”的表现之一，即对名誉和尊严的维护，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吕氏春秋》中有个故事，可以叫我们了解这种维护有时会到何种极端的地步。
齐庄公时，有勇士宾卑聚。一日梦见一个衣着光鲜的壮汉对他厉声呵斥，还在他脸上吐了唾沫。醒来以后他非常堵心，找来朋友说：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受过委屈，现在老了，倒在梦里叫人侮辱了一把。我得报仇，报不了就不活了。于是每天在街上的行人中找那个梦中人，找了三天没找到，回来自杀了。《吕氏春秋》的评语是“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这是说：行为未必正确，但精神是可取的。
自然，这些唐吉柯德式的道德准则，在现实中不可能被完全信守——甚至可以说，大多不会被信守，但不能否认这些道德给整个游侠群体造成了某种光晕效应，正如中世纪欧洲骑士多不过是些粗野的混蛋，却也能留下个“骑士风度”，叫不少人“少女情怀总是湿”是一个道理。
墨家活跃的战国时代，也正是游侠的黄金时代：列国纷争，专尚暴力，游侠们遂成了列国和卿大夫们网罗的对象——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门客”或“私剑”，司马迁《游侠列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汉书》亦曰：”战国合纵连衡，力政争彊，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吠，无不宾礼，而谈者以四豪而称首。”当然，不排除这些门客中包含了部分墨家弟子，但显然不是一个相互重合的关系。
秦灭六国，游侠的好日子过到了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游侠们只好“到民间去”做黑社会头子——也就是所谓“布衣之侠”。在西汉前期还十分活跃，后来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巩固，这种游离于专制权威之外的草根力量受到残酷打击，基本已经丧失了公开发挥作用的空间。钱穆说《史记》、《汉书》有《游侠列传》而以后史书则无，原因不仅在于班马比后世史家“好奇”，主要是因为西汉以后，游侠已经不能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独立存在了。
司马迁做《游侠列传》，为侠打抱不平，发了一通“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牢骚，他不满意正义为当权者垄断，所以要歌颂一下“布衣之侠”。说“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强调的不是侠的身份，而是是否表现出了某种精神价值，同时他又把“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等等行为(其实这正是“侠”的“主营业务”）与他歌颂的侠区分开来，认为是“游侠亦丑之”。可以说，太史公是第一个给“布衣之侠”赋予了理想色彩的人。
但即使如此，还是抹不去“游侠”身上的灰暗色调。看看他赞美的几个人：除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理想色彩比较浓厚（其实此人的非凡人脉和财力，显然也不是“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之类的艰苦朴素所能办到的）之外，其余几位都跟“以武犯禁”脱不开干系：田仲“以侠闻，喜剑”；剧孟“以任侠显诸侯”，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显然是一股颇为强大的地方豪强势力；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年长后才“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而毕竟积习难改，“其阴贼著於心，卒发於睚眦如故”，“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足以说明他仍然维持着黑帮老大地位，只不过从台前走到了幕后而已。
这几位本来都是阴贼亡命之徒，只是成名之后开始“脩行砥名”，转变形象，实际上也不过就是太史公批评的“盗跖居民间者”，更很难说与墨家思想有多大的关联。
再来看其他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侠”都是些什么形象吧：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钱金无量，财货无赀，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大笑，鸢飞，適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曰：虞氏福乐之日久矣，常有轻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属而灭其家。
《史记》：甯成抵罪得脱，乃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役使数千家，数年，产至千金，为任侠，其役民重於郡守。
《淮南子》：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止之，不听，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反谓其子曰：汝数止吾侠，今有难，皆赖而身免，汝谏不可用也。
《汉书》：
丞相公孙贺子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後果获安世，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安世从狱中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当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父子死狱中。
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秦汉时代“侠”的真正形象，用现在话说，是“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暴力团伙”。这些游侠自然也有某些好的表现（急人所难云云），但其主流还是暴力不法的破坏性力量。这就好比近代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肯定也有某些“可称”之处，但如果因此就认“青红帮”为“侠义道”，是怎么说也不通的。
直到三国魏晋时期也还是这样。《三国志》里有几位颇有“侠”名的，可是几乎都跟“无法无天”划等号，如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显然这个“游侠”的意思，跟“山（水）贼”差不多。董卓、吕布这一对“父子”，一个“少好侠”，一个“剑客”，也算得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还有一位著名的“侠”是袁术，当然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只有一个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似乎才有一点我们认可的“侠气”——但这个其实也就是朱家郭解式的“江湖义气”。《魏志》中记载了一位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简直就是位业务繁忙的职业杀手；而《世说新语》中记载曹操袁绍少年“好为游侠”的事迹，是劫持人家的新娘子；说“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放在今天，这怎么看都是好话，可是别忘了，这章叫做《谗险》，这后半句可不是夸他如何侠义，而是说他内心险恶。
可以说，在先秦两汉直至魏晋，侠的名声一直不佳。也正是到了魏晋时期，侠的含义开始有了变化，形象也开始变好，这是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开始反潮流，玩个性，对蔑视权威、快意恩仇、放纵不羁的游侠也就歌颂起来。引几首魏晋南北朝的侠客诗：
西晋张华《侠曲》：
侠客乐险幽，筑室穷山阴，栖迟熊罴穴，容与虎豹林，雄儿任气候，声盖少年场，偕友行报怨，杀人駔市傍，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腾起如电激，回旋如流光，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没身心不惩，勇气如四方。
梁吴筠诗：
结客少年归，翩翩骏马肥，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握兰登建礼，拖玉入含晖，顾看草玄者，功名终自微。
周王襃《游侠篇》：
京洛出名讴，豪侠竞交游，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斗鸡横大道，走马出长楸，桑阴徙将夕，槐路转淹留。
不难发现，这些被文人们连篇累牍歌颂的侠，不过是鲜衣怒马、风流年少、玩得就是心跳、砍头（主要是别人的）权当风吹帽的牛逼人物，一个混合着各种补偿心理的理想形象而已。符合现代人趣味的侠，大概是出现在唐传奇之类流行以后。
所以说侠的源流，万万不可不顾及“侠”的流变。既然“侠”在先秦两汉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所认可的“侠义精神”，那么，被我们认为具有这种“侠义精神”的墨家，自然也就跟当时的“侠”拉不上多大关系了。
如果说墨子代表的侠义精神，不能因为“侠”的变乱而否定，那么程婴杵臼、专诸要离、弦高烛之武、伍子胥、申包胥……这些墨子之前的人未必不可叫做侠、未必不可叫做侠义精神的源流。墨家固然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壮烈，但与其说是墨家开侠之风气，不如说是墨家沾染了侠风，因为“视死如归”远比墨家思想源远流长，孔子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孟子说过“虽千万人吾往矣”，甚至“见危受命”“见义勇为”之类可以作为“侠义”注脚的词句皆出于《论语》，那么说侠出于儒，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吧？
墨子之后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荆轲，一个是鲁仲连，这两位大概是可以被称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了（姑且不把荆轲看作太子丹豢养的打手）。那么他们是否跟墨家有什么关系呢？
荆轲出自何门何派，我们难以确定，司马迁《刺客列传》说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他会不会学的是墨家之术？恐怕不太可能，卫这个弹丸小国是用不着听什么“兼爱非攻”的大道理的，恐怕还是纵横之术一流。而且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实在也不像禁欲苦行的墨家所为。而鲁仲连，则是被明确归入儒家的（《汉书艺文志》）。
把墨家等同于侠的说法，不见于先秦或两汉的任何一家，又是从何而起呢？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如果有更早的，望方家赐教）竟是清儒陈澧《东塾读书记》：“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事，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本之，以两汉游侠尽入墨家门墙。又赶上末世，维新派和革命党为救亡图存，自然要大张侠烈之风——这一点看看当时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武士道”的大力鼓吹就可明白，谭嗣同《仁学》亦言：墨有两派：一曰“任侠”；一曰“格致”。于是侠出于墨之说，尽管缺乏过硬根据，却风行草偃，牢不可破。不但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连鲁迅笔下那一位大侠墨子，其实也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墨子人格之高尚、救世之热诚，门下弟子“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之表现，《墨经》之科学、逻辑学价值，都足够让人肃然起敬，所以近代以来，人们对这一门派给予同情甚至美化（我以为，与儒法相比，墨家思想较单薄，很难长期竞争），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认墨为侠，确如郭沫若所言，是在“乱认表亲”。墨家所倡所为，自有其独特价值与可风之处，也实在用不着拿一个不相干的“侠”来给他壮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