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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锦缎长衫是其读书人的标志，辫子是其臣服于清朝统治的象征，而一旦走出国门，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长衫、辫子则成为了其与所在国家文明格格不入的因素。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以最直接的方式显露出来。作为新文化的实践者，新文明的压力促使在国外留学的他们不得不与代表着传统的衣着和装扮做出决裂。最直接的表现是以西装易长衫，以短发替换长辫。虽然赴日留学生和赴欧美留学生的衣装头饰都发生了改变，但他们的出发点有时并不相同，甚至让人啼笑皆非。
男子留辫子是满族统治中国的标志，但当拖着长辫率先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到达异国他乡时，辫子成为他们被嘲笑的重要原因。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其长辫常被称作“猪尾巴”，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和捉弄。
留学生们在留学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后，逐渐开始接受外洋的新文明，纷纷剪掉这受人白眼和排斥的多余之物。而长袍马褂的臃肿繁琐，也使得留学生们开始改装，换作方便利落的西服。留学生之父容闳在赴美留学后曾一度穿着长衫，留着长辫。但在进入耶鲁大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剪发易服，同美国同学的服饰统一，这是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必然结果。
许多中国留学生到达欧美国家后，受到欧美国家民主、自由、活泼的文化和习俗的影响，纷纷易服剪辫，融入到新的生活中。吴蒙在《学究新谈》中，如是介绍沈子圣夫人的出场：“一会儿楼梯上履声槖槖，那太太下楼，原来是西装大脚，倒能说一口杭州话，神气落落大方，合仰西行过礼，问些家常事体，仰西倒不好意思问他来历。”
这子圣夫人，不但与人交谈神气落落大方，穿着也改了西装。更是不遵循那传统的妇女缠足之习俗，一双大脚，走起路来脚下似生风般。究竟子圣夫人为何这般，作者又写道:“子圣代他背履历，说是留学美洲的女学生，本系杭州仁和县人，和子圣是自由结婚的。”子圣夫人改装、放脚、自由结婚等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女性不同的行为，皆因她曾赴美留学，接受了欧美国家的新文明。
赴日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也纷纷换装剪辫，但不少人却是因为觉得洋装打扮高人一等，是其尊贵身份的象征。《文明小史》中余小琴自东京回来，他的父亲见到他的新装扮不禁吃了一惊，“原来余小琴己经改了洋装，铰了辫子，留了八字胡须。”余观察知道剪辫子一事是官场中最痛恶的，便叫余小琴暂时不要出去，等养长了辫子，改了服饰，再出去走动。谁知余小琴不但不听，还说这乃是文明气象。实际上，余小琴是一个只学皮毛，不学内里的假文明者，他的易服剪辫，多半想要彰显其留学生身份，显示出其优越感。
《文明小史》中的另一位人物劳航芥，早前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科。后又赴美留学，卒业后到香港做律师。后来被安庆地方政府聘为顾问官。别人见他还是一身外国打扮，问好时也只是拉拉手，并不行中国的磕头作揖之礼，便劝他改回中国装，蓄起辫子。他却说：“我们中国生生就坏在这条辫子上，如果没有这条辫子，早己强盛起来，同人家一样了。”
听其此言，读者一定认为此人乃变革之新新人物，将来或许能为中国的振兴而做些壮举。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原来这劳航芥未到上海，就听人讲起：“上海有些红馆人，很愿意同洋装朋友来往，一来洋装朋友衣服来得干净，又是天天洗澡的，身上没有那股龋凝的气味。二则这家堂子里有个外国人进进出出，人家见了害怕，都不敢来欺负他，这都是洋装朋友沾光之处。”原来这才是劳航芥不肯改回中国装的原因。
《负曝闲谈》里，自东京回来的留学生黄子文，详细地向众人介绍了西装的样式和价格：“常用的衣服两套，每套合二十块洋钱，或是二十五块洋钱。软胎颜色领衣四件，每件合到两块洋钱。为什么要用颜色呢？白的漂亮是漂亮些，然而一过三四天就要换下来洗，那颜色的耐污糟些，至少可以过七八天。我看诸位的衣服不十分清洁，所以奉劝用颜色的。外国人有穿硬胎的，硬胎不及软胎适意，所以以用软胎颜色为最宜。白领一打，合到两三块洋钱，领要双层的，不可太低，不可太小，不可过阔；阔了前面容易掉下来，掉下来沾着头颈里的垢腻那就难看了。黑领带两条，每条合到半块洋钱。扭扣一付，合到一块洋钱。厚衬衣三套，是冬天穿的，每套合到三块洋钱。薄衬衣三套，春天秋天穿的，每套合一两块洋钱。软胎黑帽一顶，合到四五块洋钱。靴一双，合到八九块洋钱。吊裤带一条，合到一块洋钱，小帽一顶，外国名字叫做Cap的，合到一块洋钱。粗夏衣一套，合到七八块洋钱。”
从黄子文头头是道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心里的骄傲和自豪感。此类留学生易服剪辫，并非受新文明的感召，只想着满足个人私心，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留学生的改装剪辫，在外洋融入了新文明，合了群，可是当回到国内的时候，这新造型与国内封建传统又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新矛盾。在文明尚未开化的国内，剪辫子又是头一等大逆不道之事。于是，当他们回归到本土时，新的衣着装扮与传统的因子又形成了新的矛盾体，部分留学生又改回中国旧式装扮。于是，易装剪辫的真心与假意便显现出来。
《学界镜》中的方真是从日本东京回来的留学生，出场时作者如此描述：“穿着一身西装，并不甚华丽，一手拿着一顶草帽，一手提着个皮包，对大家鞠一鞠躬，便将帽子皮包放在旁边桌上。”在东洋留学使他不得不换上西服，换作外洋装束，但他本是个恪守传统之人，剪掉辫子和改作西装是他在外洋不得不做的选择，既然回到了中国本土，他立刻向同知们询问做衣服的地方。同知们劝说他不必急于一时改装，并道出这穿西装的好处：“西装要算留学生的个招牌，不知要讨多少巧，不说是内地，就是上海，连坐东洋车，都拉得快些。”
他却说：“我觉得既是中国人，现在中国衣服制度，尚未更改，就不便穿西装，在日本叫做不得不尔，亦禹适裸国裸民之意，要不改装，不但不能与外人合群，实在也真不便当，被外人讪笑，尚是余事，至于归国后，则必须仍还原装，方算得是本国的国民，这是与道德上有关系的事。”
不仅衣服改为中国装，就连剪掉的辫子，“又到打狗桥杨滋记买了条假辫子，就便将头发难了一圈，装上辫子。”从方完民和同知们的对话中，我们一方面能感受到西装在内地的优越性，即“连坐东洋车，都拉得快些”。另一方面，方完民归国后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其易装剪辫并不是真正接受新文明，而只是在国外时的身不由己。
尽管留学生在面对易服剪辫的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一旦生活在国外的这种新环境中，不管是赴日留学生还是赴欧美留学生，或是主动或是被动，易服剪辫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改变。
运营/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