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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明白《史记》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重要性，这本司马迁耗费了毕生心血所编写成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的传奇史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文化当之无愧的瑰宝。
而细数《史记》中的精彩文章，《鸿门宴》一篇算是其中的翘楚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无数人，、无数种方式在演绎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
但这次笔者要说的，仅仅只是这篇《鸿门宴》中的一句话。
下面且看原文：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不错，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有人或许会觉得疑惑: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啊，不就是交代了一下谁都坐在哪吗？有什么好研究的？难道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成？
别说，还真有不对的地方。
（图）鸿门宴。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皆发生重要影响，被认为间接促成项羽败亡以及刘邦成功建立汉朝。
想想看，司马迁写的是史书，而史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简略清晰、惜墨如金。
平白无故写了这样一句交代座次的问题，放在文章里反而显得有些突兀。如果真的是没有用，司马迁是绝对不会浪费笔墨去写的。
如果还不信，那么再来看看《汉书》中是怎样描写“鸿门宴”这段故事的。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根本没有提座次的事情，而且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竟然就把这件事一笔带过了。
读过《史记》和《汉书》的读者应该都知道，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大篇幅地借鉴《史记》的原文，甚至很多篇目都和《史记》的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次，他怎么就不继续借鉴了呢？
其实，在这座位上，另有玄机。
（图）《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我们首先来看，鸿门宴是室内的活动，项王和项伯坐的位置是朝向东面。
朝向东面这个位置在中国古代所有室内活动的座次上是最尊贵的位置，一般是家里来了贵客设宴时，留给贵客的位置。
因此，在很多的古诗文里，都把尊贵的客人称为是“西宾”，意思便是在室内活动中坐西面东的人。所以说，在这场鸿门宴中，项王和项伯坐的位置是最尊贵的。
再看亚父范增，他坐在北面，面朝南面，在座次上，属于第二尊贵的位置，一般也就是身份地位仅次于朝向东面的人。
而刘邦所坐的位置是坐南朝北，在座次上来说，就又低于范增所坐的位置，一般来说，是在宴会上臣子面对君王的地方。这是四个座位中第三尊贵的位置。
张良的作为是坐北朝西，而且，原文中用了“侍”这个字，很明显，这是四个座位中最为低下的，也就是侍从们的位置。
这就是司马迁所表达的意思，座位之间是有尊卑的。
比如，在《史记•南越列传》里，就有这样的原文：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
所谓的使者作为上国使臣，被安排在了最尊贵的位置，而太后作为大王的母亲，坐在第二尊贵的位置，顺势而下，大王坐在朝向北面的第三尊贵的位置，而相国和其他的大臣们就只能坐在最卑贱的位置了。
这是中国古代的待客之道，这样的安排才应该是合理的。
（图）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我们可以再反过来看刘邦和项羽。
也就是说，在这场“鸿门宴”中，最尊贵的位置给了项羽和项伯，其次尊贵的位置给了范增，而本来可以称得上是贵客的刘邦却坐在了第三尊贵，也就是称臣的位置上。
这就很有意思了。
难道说，项羽在安排座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即便是项羽没有考虑到，那项伯呢？范增呢？难道说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也不知道座次上的高低贵贱吗？而刘邦，明知道自己所坐的位置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自轻自贱呢？张良呢，看见自己的主子坐在了不属于他的位置上，为什么不加以制止？
其实细细研究起来，也是有原因的。
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鸿门宴”的时候，项羽的实力还远远在刘邦之上，他自居尊位，不太瞧得起刘邦，也许是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一下刘邦，就把最尊贵的位置留给自己了。
而举办这样一场宴会目的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杀掉刘邦。刘邦则想得更为长远，他不敢不来，于是带着张良和樊哙来到狼虫虎穴犯险，最为担心的当然是自己的性命。
比起这样表现身份地位的小事情，当然是保命要紧。一旦他坐在了那个坐南朝北的位置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表示他对项羽称臣了，这样或许可以平息项羽想要杀掉他的心思。
所以，这样的座位安排，对于刘邦应该是有利的。张良明白自己主子的心事，也就任其发展了。
（图）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
那么，这样的一种对刘邦有利的座次方法是由谁来安排的呢？
我赞同历史学家余英时老先生的看法，他在《说鸿门宴的座次》里提过，他认为这样的座次关系是由项伯来安排的。
从《鸿门宴》的整篇文章来看，可以明显感觉到项伯对于刘邦的偏护。他是张良的朋友，鸿门宴之前特地跑到张良那里给刘邦报信。在项庄舞剑的时候，也是他，用自己护住了刘邦，才让刘邦免于死在项庄剑下。
这样看来，项伯很有可能故意安排了这样的座位，让刘邦坐在一个称臣的位置上，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刘邦。
真是有意思的文字。
同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迁要这么详细地描写了“鸿门宴”的座次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废话，而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这里面的玄机很深。
另外，为什么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没有写到这个座次的问题，而是将这一部分一笔带过了呢？我认为，这和班固的身份地位有关。
（图）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代表人物的军事家，也是以个人武力出众而闻名的武将。
班固生于东汉的儒学世家，家里身居高位的人不少，而或许是在父祖们的熏陶下，让他对于皇上和国家有与生俱来的尊敬。
“鸿门宴”之事说到底对于刘邦来说是个不光彩的事情，而刘邦又是汉朝的汉高祖，东汉皇帝的祖上，所以班固在描写这一段对于刘邦来说并不光彩的事情时故意略写，保全了刘邦的面子。
因为在他的意识里，维护了刘邦就是维护了汉朝，维护了自己的国家。
而司马迁虽然也是西汉的官员，但他的祖上却是史官出身，“秉笔直书”是作为史官的重要品德。
因此，他受到“爱护国家”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或许就很少了，认为实话实说才是应该做的，更别提他因为汉武帝的一时气愤受了宫刑。
所以，他在写史书的时候，是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方向上去描写，当然也就不在乎保全刘邦面子这回事了。
这就是《鸿门宴》中关于座位的玄机。
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却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司马迁的妙笔了。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 文：莫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