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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植元
编辑｜陈露
编者按：历史是记忆女神所掌控的领域，我们所使用的一切史料，就本质而言，都不过是记忆的某种呈现方式。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记忆是何等的不可靠，随着时空的不同，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使其所承载的历史实相变得光怪陆离。本文通过李存孝、王彦章这两员猛将在民众与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的演变，来触及其脑海深处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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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是戏剧、评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五代故事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作者的最佳素材，因为某些故事与宋人的祖辈或高祖辈处于同一时期，显得亲切且真实，民众可接受度高。
李存孝、王彦章是五代故事中最出名的两个人物。与二人相关的事迹“存孝打虎”、“十八骑取长安”、“五龙困王彦章”在坊间文化繁盛的宋元时期已经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
这部分故事从正史到野史的过渡，将体现出宋元戏剧、评书创作者的创作倾向与接受者的审美心态，下文将详细进行论证。
李克用与李存孝的部分形象重叠
1
杂剧、评书、演义与正史有别，李存孝的形象在官修史与民间野史中也各有差别。对于李克用与李存孝二人的形象，说书人或戏曲家采用了兼容的模式，将其合并，塑造出一个更为饱满的英雄形象。首先我们从存孝打虎与“飞虎”说起：
“
晋王看十分欢喜，乃曰：“吾有十二太保，皆吾恩养，虽亲疏不同，胜如一体，今升汝做个十三太保，改名李存孝，称号飞虎大将军，仍使薛铁山、贺黑虎二人为汝副将，听受约束，随带飞虎兵三千，克日起程。——《残唐五代演义·第十一回》
”“
恶噷噷撞入垓心内，张归霸走似飞，料应他武艺敌不的。打征（马宛）捻玉勒，畅好是慌，好是急。飞虎将早来望后追，畅好是慌，好是急，误撞入长安市里。——《雁门关存孝打虎》
”“
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
陈以仁在编撰杂剧《雁门关存孝打虎》时，提到的“飞虎将”，即为李存孝。那么，早在元代中期，《残唐五代史演义》所述的飞虎将军李存孝就已经有了原型。
而翻阅《旧五代史》，从李克用的传纪中，可以找到关于他十五岁从征庞勋的记载。当时的李克用年纪轻轻，骁勇善战，被军中诸将称为“飞虎子”。
民间剪纸：李存孝打虎
杂剧、演义中的李存孝则被塑造成一个打虎英雄，借着打虎、飞虎峪，“虎”元素逐渐加入，他也就逐渐和“虎”扯上了不解的关系。创作者将飞虎将军的名号给了存孝，这种张冠李戴有三种可能：
1、由于能力出众，李存孝在军中延续了李克用的名号。
2、误传，从残唐五代至宋元的二三百年间，“飞虎子”的名号从军中传到民间，百姓极有可能将李克用阵营中名气最大的将军——李存孝误作“飞虎子”。
3、创作者有意为之，目的是将李存孝这个悲剧式人物的前段人生修饰得更为精彩。
“
……及武皇将至，贼帅相谓曰：“鸦儿军至，当避其锋。”武皇以兵自夏阳济河。……三月，尚让引大军赴援，武皇率兵万余逆战于零口，巢军大败，武皇进军渭桥。翼日，黄揆弃华州而遁。王铎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四月，黄巢燔长安，收其余众，东走蓝关。武皇时收京师。——《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
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是时，诸镇兵皆会长安，大战渭桥，贼败走入城，克用乘胜追之，自光泰门先入，战望春宫升阳殿，巢败，南走出蓝田关。京师平，克用功第一。——《新五代史·卷四》
”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所述大同小异，都把李克用作为破长安的首功之臣。再回顾《残唐五代史演义》，我们会发现李存孝与史书中的李克用有诸多巧合。
李存孝在小说中作为前锋攻入长安，而李克用在正史中则亲冒矢石、摧锋陷阵，先是大战渭桥，而后自光泰门入，战望春宫升阳殿，将黄巢逼出长安。
历史上，复长安的大将为“飞虎子”李克用，民间说法中，取长安的大将也是所谓的飞虎将军。或许百姓只知道夺城的是飞虎将军，之后还原这个故事时把主人公的身份套在李存孝身上。
李克用的中年造型
但反过来，一路亲冒矢石、复长安第一功的少年将军李克用又何至于被彻底遗忘？李存孝为“飞虎将军”系误传的概率大大下降。这部分内容增加了前面3种可能性，李存孝的民间形象为李克用、李存孝二人的重叠绝非巧合。
“
及壮，便骑射，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从武皇救陈、许，逐黄寇，及遇难上源，每战无不克捷。——《旧五代史·卷五十三》
”
缘何李存孝的民间形象要融入李克用的元素？这或是因李存孝的史载形象较为单薄。“从武皇救陈、许，逐黄寇”基本可以说明李存孝与十八骑取长安关系甚微，逐黄寇的战功大多是在救援陈州、许州时立下的。
民间剧本欲塑造出存孝高大伟岸的形象，少不了保国安民、匡扶李唐之类的精神渲染。黄巢打破长安，将唐僖宗逼走，而能够把唐朝京师长安收复的，那必是元功之臣。所以，李克用的功劳被转让给了李存孝。
李克用与李存孝
白发老者是李克用的经典形象
综上可得，在宋元杂剧、评书及民间传说中，李克用和李存孝的形象被合并于李存孝一人，而李克用则在灭黄巢的故事中获得一个老化的形象，这样显得他更符合“王”与“父”的标准形象，也更方便作品对李存孝“忠”与“孝”的诠释。
十八骑拔洛阳与十八骑取长安之辨
2
“
刘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邓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入宋，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阳，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
在《元史》中这段刘整攻信阳的记载中，孟珙将之与“唐李存孝十八骑拔洛阳”相比，此时正处于南宋末年。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明初《残唐五代史演义》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十八骑取长安”在宋代的版本是“十八骑拔洛阳”。
“
自离了沙陀，不数日之间，到此压关楼前，聚齐二十四处节度使，取胜长安。被吾儿存孝擒拿了邓天王，活挟了孟截海，挝打了张归霸；十八骑误入长安，大破黄巢，复夺了长安。——《哭存孝》
”
《哭存孝》为元代关汉卿所作，里面讲到了“十八骑误入长安”。由此观之，罗贯中的《残唐五代史演义》对李存孝“十八骑取长安”的描写也不算首创。那么我们可以将“十八骑取长安”的故事再推到元初。现在有几个可能：
1、“取洛阳”与“取长安”均系虚构。
2、“取洛阳”可能性较大。但由于长安、洛阳都是京城，“取洛阳”与“取长安”在民间传说中很可能被混淆。
3、与2基本相同，但民间传说或剧作刻意将洛阳换成长安。
首先，正史中人物的语言记载并不能完全体现正史的立场。也就是说，荆湖制置使孟珙的话并不能证明存孝十八骑拔洛阳便是确切无误。孟珙为南宋人，他对李存孝的认知是不牢靠的。
这个人物形象经过了一两百年杂剧、评书的改造，以当时的考据学水平，欲还原其事迹相当困难。但是，武断地将之归于完全的虚构也不妥。所以，我们只能运用史料考辨，分析十八骑拔洛阳的可能性，尽力接近真相。
“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汉之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乃屯兵于万善。数日。移军自河中南渡，趋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师破尚让于太康，斩获万计，进攻贼于西华，贼将黄邺弃营而遁。是夜大雨，巢营中惊乱，乃弃西华之垒，退营陈州北故阳里。五月癸亥，大雨震电，平地水深数尺，贼营为水所漂而溃。戊辰，武皇引军营于中牟，大破贼于王满渡——《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
光启初，僖宗以爽为东南面招讨，以击宗权，爽乃表罕之为副，令将兵屯宋州。蔡寇凶焰日炽，兵锋不敌。中和四年，爽表罕之为河南尹、东都留守。——《旧五代史·卷十五》
”
《旧五代史》对李克用中和四年的军事行动的记载是明确的。由于诸葛爽的阻挠，李克用率军自河中南渡，直取汝、洛。此次行动，正切合李存孝本传中“从武皇救陈、许”。同年，诸葛爽表奏曾经的副将李罕之为河南尹、东都留守。这也证明了洛阳在当年被收复的事实。因此，李存孝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打下洛阳。
那么民间影响力颇大的十八骑夺城一事为何不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或许这场战争本身就没有很大的记载价值。笔者在此列数条佐证的理由：
1、与刘整擒信阳守类似，存孝击洛阳发生了中小型的战斗，但由于规模不够大，没有载入传纪。
2、我们回到元代杂剧上，发现此时的版本基本是十八骑取长安。由于洛阳是东都但在晚唐属于别都，元人把洛阳换成长安，一方面是有助于提升李存孝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否也透露出洛阳之战和长安之战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的信息呢？
3、黄巢并未重兵驻防洛阳，入关中后其中枢位于长安，出关中后其兵团转移至陈、许。存孝作为李克用的先锋，空虚的洛阳不过是挡路的一颗石子。“每战无不克捷”的存孝根本无需将这场战斗记入传中。
4、或有反问：为何刘整破信阳就得到正史的记载？在二人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刘整之名气远不如李存孝，刘整擒信阳守后方才令孟珙对其刮目相看，而李存孝在破洛阳前就已经骁勇冠绝、未尝挫败。那么作为一个人物的发迹事件，是不是更应该被记录下来呢？
拔洛阳的战斗并不关键，但却为当时的人所知，并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宋代常被人津津乐道。在宋元戏曲家、民间艺人、说书人眼里，如果稍加改造，让李存孝率领十八骑夺取长安，并且令黄巢在场，那将把李存孝拔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兴唐灭巢的正义的政治立场、十八骑夺城的勇气、箭射黄巢的武艺与火烧永丰仓的智慧，四者合一，必将是李存孝骁勇绝伦的巅峰之作。
“五王困彦章”传说盛行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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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二虎斗王彦章
“五龙二虎斗王彦章”是《残唐五代史演义》的经典桥段，但往前追溯，无名氏之杂剧《狗家疃五虎困彦章》还要更早。甚至宋元之交的诗文中，便出现了该桥段。
“
题汶阳王太师彦章庙
郝经
不许乾坤属李唐，孤军直与决存亡。
大梁仅得延三日，匹马犹能敌五王。
谁意人间有冯道，幸因身後遇欧阳。
千年豹死留皮在，破冢风云绕铁枪。
”“
三峰山行
郝经
朔方善为干腹兵，岂肯掠地还攻城？
北王战罢马首回，十年大军不南行。
西域既定杀李王，疾雷破柱关中惊。
……
就中真人有天命，跃马直上三峰山。
黑风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一片雪。
万里投会卷土来，铁水一池声势接。
丞相举鞭摔沾言，大事已去吾死节。
彦章虽难敌五王，并命入敌身与决。
……
”
《题汶阳王太师彦章庙》、《三峰山行》这两首诗均系郝经所作，作者本人所处的年代为宋末元初。诗文之中，分别出现了“大梁仅得延三日，匹马犹能敌五王”、“彦章虽难敌五王，并命入敌身与决。”证明了“五王困彦章”的说法在宋代便已存在。值得我们深究的是，对于题庙诗、碑文等，大多数作者会从正史的角度出发，对某个封建王朝的忠臣良将进行歌颂，但是正史中王彦章的结局却直接与“五王困彦章”产生冲突。
“
十月四日，晋王以大军至，彦章以众拒战，兵败，为晋将夏鲁奇所擒。鲁奇尝事太祖，与彦章素善，及彦章败，识其语音，曰：“此王铁枪也。”挥槊刺之，彦章重伤，马踣，遂就擒。——《旧五代史·卷二十一》
”“
其年，庄宗平梁，继韬伏诛，麾下牙兵配从马直，帝在籍中，时年二十一。——《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
”
《旧五代史》的说法是王彦章被夏鲁奇生擒，而结合后周太祖郭威的生平记载，也大可判断出“五方五帝阵”的荒谬之处。在灭梁之际，郭威是李存勖牙兵从马直的一员，尚无单独统领一支军队的资格。五方五帝阵这种“天命”色彩浓厚的军事战术基本可以直接列为民间作者的一种自我创作。
五王困彦章
那么元代大臣郝经两次在诗中提到了“五王困彦章”又是为何？郝经为元初大儒，通读经史，用典取材自是拿手。和考辨李存孝十八骑拔洛阳、十八骑取长安有别，通读五代史者，对五王困彦章的故事几乎都能否定其真实性。郝经明知故犯，不是偶然。
在编纂五代历史的史官中，宋人尚欧阳，而欧阳修对于王彦章格外推崇。这造成了身处庙堂的上层文武对王彦章存在普遍的崇拜。在宋代，坊间的审美接受者多数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百姓，他们往往只负责听故事，而不是研究故事。
王彦章之死
五龙困彦章的情节重点不在于用彦章的自刎突出五位皇帝是真龙天子，而在于用五龙的地位衬托出彦章的英雄气概。对于五代皇帝与忠义臣子间的抉择，宋代士人、官员无疑会选择后者。除了弘扬封建忠义伦理观，在道德上对五帝戕害王彦章进行批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郝经的情况估计不是个案，他代表的是宋元士人，他们运用民间传说、评书的虚构情节更能让观念下行到民间。这样一来，庙堂赏其忠节，江湖赏其武勇，相得益彰。修建王铁枪庙、讲王彦章的传奇故事、看王彦章的戏都是官民之间一种自然而然的默契。
宋元评话、杂剧对五代武将的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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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武皇之起并、汾也，会鹿走于中原，期龙战于大泽，蓄骁果之士，以备鹰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锡姓以结其心，授任以责其效。与夫董卓之畜吕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军而长万夫，苟不为叛臣，则可谓良将矣。——《旧五代史·卷五十三》
”
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中，李克用与诸义子之间的关系被比作董卓蓄养吕布。而李存孝最后的造反与失节也导致了官方对之关注度下降。官方会更加关注正史上的王彦章并不遗余力地称颂之。但，甚至出现了这也是民间与官方在五代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矛盾。
民间记忆的朱温是董卓那样的人物
“
王彦章在水里钻出头来，爬上岸，披挂上马赶来。存孝正行，报说：“摔下水的人，又领众赶来了。”存孝说：“这水手，也是个好汉，待我与他比手，试他本事如何？”勒回马来，王彦章一马当先，轮枪望存孝刺来，被存孝连人带马逼住了，将搠轻轻的打去，彦章用力架隔不住，把浑铁枪逼得一似桶箍般圆。存孝曰：“本待打死你，见你没甚本事，饶了你这一命罢！”彦章放马逃生，跑去有数里之地，放声大哭曰：“你众人各散了罢，我在死里复生，若存孝在世十年，我十年不出，存孝除非死了，我王彦章才敢出名。”自此彦章径上寿章县隐姓埋名去了不题。——《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二十二回》
”“
（李存孝领番卒子上，云）铁铠辉光紧束身，虎皮妆就锦袍新。临军决胜声名大，永镇邢州保万民。某乃十三太保李存孝是也。官封为前部先锋、破黄巢都总管、金吾上将军。自到邢州为理，操练军卒有法，抚安百姓无私；杀王彦章，不敢正眼视之；镇朱全忠，不敢侵扰其境。今日无甚事，在此州衙闲坐，看有甚么人来。——《哭存孝》
”
民间对于李存孝的偏爱，有几个心理因素蕴含其中：
首先，李存孝守护的是大唐，与《三国演义》复兴汉室的基调相类似，兴唐是残唐五代故事的一个主流基调；王彦章守护的是灭唐的后梁，首先就被百姓定格为乱臣贼子。
连环画中的王彦章
典型的忠臣形象
其次，民间和官方的侧重点有异，大部分百姓是先看武勇后看臣节。如果没有足够精彩的武斗情节，仅靠干巴巴的忠义又如何能吸引多数“先看皮肉后看心”的观众。在历史上能单骑生擒邓季筠，有“骁勇冠绝、未尝挫败”之称的李存孝，自然更符合大众胃口。
因此，宋元评话、杂剧对五代武将是先看其是否“兴唐”，而后看其“武勇”，最后才是是否在臣节上有瑕疵。需要注意的是，“兴唐”与臣节有失并不矛盾，因为人物对主公的效忠与对唐王朝的效忠并不完全重合。
结语
总结以上诸部内容，民间对五代武将形象之重塑是有一定规律的。
其中，李存孝、王彦章为典型。作者把李克用与李存孝的形象合并，把“取洛阳”调换为“取长安”，创造出了一个于德于艺无可挑剔的李存孝。在五王困彦章的故事上，士人与官员尽量满足百姓的猎奇心理，在文献传播相对闭塞的宋元时期让民众相信自己看到的戏剧、听到的评书是对的，从而也满足了宋代对王彦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精神的宣传。
最后，在民间艺人的取材上，兴唐、武勇、臣节是重要性递减的三个元素，这与官方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当然，这种取材顺序不只是对于李存孝、王彦章，在高思继、葛从周等的人物塑造上，也能看出这种普遍的规律。根本上，民间审美与官方审美的差别仍是源于坊间百姓简单的低水平欣赏与官方政治色彩浓厚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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