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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抗战老兵姚一汉
口述人：姚一汉
采访人：王骅书（盐城师范学院新四军研究所教授）、王金鑫（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查媛（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采访地点：江苏省仪征市城南社区
整理人：王金鑫
一、南京沦陷了，我们组织义勇军打鬼子
我是1916年1月2日出生于现在仪征市的谢集，小时候我的家庭非常困难和不幸。母亲在我10岁时便去世了，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任妻子，而她对我很不好，经常打骂我。
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成了孤儿，和奶奶住在一起，当时家里的伯父和叔叔都劝奶奶不要收养我，但是，奶奶还是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照顾着我，还供我读了五六年的私塾。当时私塾设在我的儿时玩伴魏家齐的家中，我们两家是邻里，两人一起长大，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他家不仅是书香门第也是拥有两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家庭，生活较为富裕，因此就请了私塾老师在家设学塾，并招收我们这些附近邻居的学龄儿童去学习，由侯贯老先生在私塾里教我们。侯贯当时是青年进步塾师，除了教我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这些古籍外，还教我们不少中国文学和历史典籍，像《古文观止》、《文心雕龙》、《龙文鞭影》、《资治通鉴》等等，同时也学点地理，那时候我们写作文使用的都是文言文。
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了首都南京，12月16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一部由扬州西进，分别于当日和24日占领了仪征县城和毗邻的安徽天长一线。当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在日本人来之前，已经跑到了清江，就是今天的淮阴，地方上只剩下乡保长，奉行无政府主义。日本人一来，烧杀抢掠，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社会十分混乱，老百姓心里恐慌四处逃命，当时魏家齐对大家说：“日本鬼子来了，就是要消灭我们的，你逃能逃到那里去！”于是魏家齐和我以及洪碧如三个人便一起组织义勇军，因为东北有个义勇军，所以我们便效仿东北义勇军，成立了“苏皖边抗日义勇军”，也就是“苏皖边游击队”，抗日打鬼子。当时到处有人打着抗日的旗号，但都是假的，是为了敲诈老百姓，是假抗日的，只有活动在陈集的陈文和他的部队才是真抗日的。
我们自己虽然成立了游击队，但是并不懂得怎么样去发动群众和有效地消灭敌人，也没有稳定的补给，想抗日结果没有饭吃，仪征地方上的地主乡绅认为我们游击队不是新四军，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是游吃队，游吃队，骗吃骗喝的！”因此义勇军也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很快就解散了。一直到1939年国民党派黄家驹代替反动县长戴志强担任仪征县长后，情况才有了改善。当时魏家齐同志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年9月入党，由于魏家齐同志的母亲与黄家驹的父亲是同学，黄父又死于日本人之手，借用黄家驹担任了仪征国民党县长的关系，进入了县政府常备队成为了中队长以便开展抗日工作，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家待令做普通老百姓。事情一直到1939年11月，陶勇率领新四军苏皖支队过江进入仪征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一直很混乱，新四军过江后，事情才步入了正轨。
1939年12月，中共仪征县委在陈集西边的小村庄中成立，苏皖支队到达仪征后，在与日伪军进行首次正规化交火，取得月塘保卫战胜利后，又粉碎了天、六、仪、扬日伪军的“扫荡”，打垮了联庄会、大刀会等反动武装，并且赶走了专搞摩擦的国民党省防军16团和黄家驹的国民党仪征县政府。1940年4月仪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我出任金集区沙集乡乡长，并于同年经金集区张区员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介绍人就只有张区员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是敌占区敌情很复杂，党员又很少，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后，我发动仪征当地的青少年，带领他们参加革命，很多人年纪很小就开始当了红小鬼，跟在各级首长身边从事工作。
姚一汉
二、金牛山反袭击，谢家集家人遇险
当时的仪征属于淮南根据地路东地区，这里的路东是指津浦路以东的地区，路东地区共八个县，分别是盱眙、明光、来安、天长、仪征、六合、高邮和金湖。路西地区则是四个县，分别是滁县、全椒、定远、凤阳，那里我也曾经去过。1940年皖南事变后，淮南根据地原有的四支队、五支队的部队编成了二师，司令部设在盱眙的黄花塘，师长是罗炳辉将军。我曾亲眼见过他，他身边有一头骡子和一匹马，是用来换着骑的，因为他很胖，但是他的枪打得的确很准。罗炳辉师长逝世后，天长县就改称炳辉县了。
1941年4月，当时还是仪征县模范营情报侦察员的我，参加了著名的金牛山战斗。这是二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那时候还是二师副师长的罗炳辉师长亲自指挥新四军第2师第4旅第12团，在天仪扬六地区进行反“扫荡”打击日伪军，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津浦路东根据地。12团在仪征县模范营的配合下，先后6次对谢家集、甘泉山等地进行连续作战，在成功完成任务并于16日撤至六合的金牛山休整后，遭到了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人的偷袭，12团在团参谋长谭知耕的组织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偷袭。战斗中，仪征模范营从大营李的方向前去增援，共同夹击日伪军，在天河坝附近我们和鬼子突然遭遇，装备不如鬼子，弹药也吃紧，子弹打光了后，我们就拎着大刀和敌人贴身肉搏。在金牛山战斗中，新四军二师一共击毙200余名日军、300名伪军，生俘了2名日军和30名伪军。战后，12团与仪征县委为牺牲的56名烈士在金牛山修建了墓地，进行了追悼和安葬仪式。
同时也是在1941年的4月6日，日伪军占领了我的老家谢家集，并修建了据点，虽然4旅12团在之前的反“扫荡”中，两次攻打谢家集据点，但是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和火力强势，所以并没能打下据点。敌人占据谢家集后，遍地搜捕新四军家属，几乎天天去周边扫荡，所到之处的暴行罄竹难书。当时，我的妻子和我九岁的儿子姚勇也被敌人抓走，进行关押审查，还是当地的乡民们在得知消息后，都跑去给她们母子俩作证，她们才幸免于难，在后来日寇的扫荡中，她们母子都是在树林、稻田等处藏身，乡亲们则常常夜里摸黑去给她们送吃的，如果没有当地村民的帮助，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很难再团聚的。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将家人带进了部队，并将上级配给我的两名警卫员调去保护我的家人，自己只身从事革命工作。
抗战老兵姚一汉留下自己的手摸。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为每一位老兵做一份手摸，未来在馆中陈列。
三、夜袭十二圩，我们的情报立了功
1942年7月初，为了配合苏中的新四军1师的反“扫荡”作战，我们淮南的新四军2师决定由6旅17团负责攻打仪征的十二圩，以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为了能摸清敌人的兵力分布、火力状况、当地地理形势等具体情况，17团派出侦察队找到了我们仪征县委，而早在县政府成立后，我就接受县委的指示，长期负责从事对敌的情报工作。17团的同志们找到了我们以后，在我们的帮助下，很快就摸清了清况。
仪征十二圩是位于扬州、仪征之间的繁荣集镇，扼守长江北岸，对岸就是镇江，一直以来就是两淮重要的食盐集散地，而且地形多变，河道纵横，易守难攻。南京沦陷后，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十二圩，建了据点，并且招收当地地痞流氓，组建了以“大王”王贵禄和“二王”王子安为首的伪保安大队，手下的保安大队分三个中队共800多人，武器也很精良。而这“二王”在日本人来之前就是当地有名的地痞盐枭，日本人来了之后更是投敌卖国，鱼肉乡里。
17团在我们帮助下获得准确情报后，于战斗前一天到达仪征月塘，经过周密部署后于战斗当天深夜2点进攻十二圩，出其不意攻进了十二圩的镇里，“大王”、“二王”的警卫队很快被我们部队歼灭。战斗中“大王”王贵禄跳入了附近的荷花塘中，头顶着荷花藏了起来，“二王”王子安躲到了房梁上，两个人没有被俘虏。夜袭十二圩这场战斗前后共进行了5个小时，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其中全歼了一个小队的日军，并且生俘了一名日本兵，这场战斗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我们扭转抗日斗争局面、巩固和发展仪征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四、成立东南支队，攻克谢家集
1943年2月，由于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领导一元化政策，原有的路东九个县的建制被撤销，合为盱嘉、天高、来六、东南4个办事处，原来的仪征县和治山县合并为东南办事处，由天长、六合、扬州、仪征4县部分地区组成。范围包括长江以北，六合城至汊涧公路以东，天长城以南，扬州以西和仪征县全境。由魏家齐同志任主任，原治山县县长郭石和李绳武为副主任。
同时，将路东军分区主力独立四团大部与仪征、治山两县总队的一部分部队合并为东南支队，负责东南办事处、湖西办事处和水南办事处的军事。由魏家齐兼支队司令员，原四团政委、老红军王义勋任副司令员，我在东南支队里还是负责地下情报工作。东南支队当时的活动地区，处于日伪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带，今天的六合就属于南京的辖区，仪征和南京隔江相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东南支队可以说是嵌入日伪政权心脏的一枚钉子，让汪伪政府寝食难安。
东南支队作为长期坚持在日伪敌占区的新四军抗日武装，部队的情况也与其他如八路军这样的部队不一样。由于当初国民党部队溃逃时，有一个师的部队将武器丢了下来，因此，仪征可以说是家家有枪，一般一家两支，我们穿的军装也是从国外进口回来染成的灰色军装，穿起来更舒服，不像八路军他们穿的是土黄色的军装，而且因为我们这儿是敌占区，物资很容易能弄到手。原仪征县的部分部队甚至还配备钢盔，至于子弹有的人是两排几十发子弹，有的人是十排上百发子弹，这主要看个人的缴获，缴获多少就用多少。
东南支队成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拔除谢集据点。1941年4月6日，由于卢维国等叛徒的出卖，日伪军进驻仪征谢集设立据点，祸害当地百姓，压缩新四军活动范围。而在当时，日军对东南支队形成了高压态势，北边到大仪、龙河都驻扎着鬼子，南边从茅桥一路往侯家营、东沟也驻扎着鬼子，另外还有汉奸、二鬼子，在这中间就是谢集！日伪军把谢集一卡，我们新四军就不好活动了，活动范围小了。
为了拔除谢集据点，打开战局，魏家齐司令员要求我们加强对据点的监视，注意收集情报。为了获取情报，我奉命先后3次进入日军驻守的谢集，收集日军驻守、日伪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情况，通过交通员，我找到了与伪军大队长关系密切的一个老板，和他结成朋友，建立了情报网络。谢集日伪军的工事、炮楼、火力点位置以及日军人数、伪军人数，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情报是日军将于1943年6月19日调往仪征县城！在我及时传递准确的情报后，魏家齐司令员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上报路东军分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和支持，决定由东南支队攻打谢集据点，同时，为了防止战局发生逆转，由新四军2师5旅旅长、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和13团团长饶守坤亲率旅属13团进行支援，13团的两个营在谢集以南的三十里墩伏击仪征县城和十二里岔（岔镇）据点前来增援的敌人，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并且派13团二营机炮连协助东南支队攻打谢集据点，东南支队则以4个连作为主攻部队，剩余的3个连机动策应。
据点里的伪军番号叫讨逆军，又叫自卫总团，伪军的司令卢维国是1940年叛变投敌的原新四军苏皖支队特务营营长，手下有3个大队，由他的副司令冬兴才率一个大队200余人驻守谢集据点，一个大队驻守十二里岔（岔镇）据点，剩余的伪军则驻守在仪征县城里。谢集据点里的伪军骨干都是叛徒构成的，并且工事坚固，谢集据点有三道封锁线，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八米宽三米深灌满水的壕沟，第三道是土圩子，还有地堡和盖沟，东北角还有一个大炮楼。
6月19日当天夜里，东南支队在魏家齐司令员和王义勋副司令员的带领下，在对谢集据点完成包围后，迅速发起进攻，防守据点的伪军依靠炮楼防守严密、火力配置充足等优势，拒不投降坚持抵抗，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封锁，还不时向进攻的部队扔手榴弹，手榴弹“嘭嘭嘭”地炸了起来。支队战士们在突破铁丝网后，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水沟中，当时外围的守敌除了死伤的，剩下的都逃进了土圩子和炮楼里，部队组织了多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进土圩子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伤亡，路东军区司令员成钧便征询魏家齐同志是否派一个营帮助东南支队突击据点，但是，魏家齐司令员坚持仍应由东南支队全线突击，13团的一个营配合行动。
随后，魏家齐司令员将部队撤下，在万五家后园里重新进行简短动员，号召同志们一定要拿下谢集据点，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并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以随同行动的机炮连先用迫击炮打掉敌人的炮楼，随后立即发起总攻。于是部队在第二日天明时，由魏家齐和王义勋同志率领部队发起攻击。13团二营机炮连有两门之前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迫击炮，然而只有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可以使用，并且迫击炮连的战士们大都不识字，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几乎等于是废铁。在紧急的时刻，机炮连战士袁家义同志因为上过几天私塾，根据迫击炮上的文字进行揣测，然后架起迫击炮，经过目测敌人炮楼的距离，在调整好刻度盘上的角度后，将一发炮弹填进炮筒中，炮弹飞出去后，刚好打中炮楼，击塌了炮楼的一角，接着在机炮连连长的命令下，又连续的两发打进了敌人的炮楼和土圩子中。
伪军此前已经抵抗了一夜，手榴弹也扔光了，岔镇等地的援军，又受到新四军其他兄弟部队的阻击，无法前来增援，军心开始全线动摇。东南支队的战士们便趁此时迅速攻进据点，加之还有上千人民群众举着大锹、扁担、锄头前来助威，伪军的防守立即土崩瓦解，兵败如山倒，纷纷举手交枪投降。随后当地群众迅速涌进据点，将里面所有的工事全部铲平。这次战斗击毙和俘虏伪军160多人，只有冬兴才等几个伪军头目逃脱，东南支队也伤亡了近百人，六连指导员唐述棣负伤，八连副连长曾华庭、排长张有喜、黄志信、王良堂等40余人牺牲。
谢集一打下来，天、仪、扬、六地区抗日斗争的困难战局很快就得到了扭转，我们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也大了。拔除谢集据点后，金集的敌人也狼狈逃跑了，天、仪、扬地区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谢集据点周边的20多个乡镇被迅速收复，湖西办事处和水南办事处合并成甘泉县，打通了淮南根据地与苏中根据地的联系。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淮南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人员何捷明、陆艺、吴祖庚等同志还创作出了《谢集大合唱》，印发给根据地的部队和各地群众，其中第一首名叫《谢集怨》，歌词大致是：
谢集街，碎石路，
长长半里多，
青山伏四面，
绿水绕山流，
生意买卖还不错。
谁知平地起风波，
半空降下塌天祸，
来了鬼子二百多，
强行霸占如狼虎，
从此哀声四起，
日子如地狱。
谢集街，碎石路，
落难虎口两年多，
种种罪行难计数，
血债积成山，
血水流成河，
很燃烧如烈火，
睡狮今醒发怒吼！
总有一天天翻地覆，
还我山河！
……
五、血染桂子山，遇险高邮湖
1943年秋，东南办事处获悉驻扎在六合八百桥的一个日军小队，伪军一二百人，将于8月17日来我根据地四合墩一带抢粮扫荡。因此在8月16日上午便将情报及时送往驻扎在天长汊涧附近的新四军2师5旅13团处，13团团长饶守坤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5旅旅长成钧司令员，经过饶守坤团长和5旅首长们分析讨论后决定，先派遣13团二营和团侦察队于17日拂晓前先占领位于四合墩和八百桥之间的桂子山后，由团侦察队继续往八百桥方向前进侦察和监视敌军，一、三营和团直属队则随后行动，在17日天亮时到达桂子山。
饶守坤团长回到团部后，立即按计划进行了周密部署，随后部队开始行动。13团则按照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后，前去侦察的团侦察队与敌人的先头部队先交上了火，随后饶守坤带领后续部队立即投入战斗，结果发现敌人足足有七八百人，并不是之前侦察到的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二百伪军，情报有误，敌人其实是日军第61师团的一个大队和八百桥日伪军，一共八百多人。在随同部队行动的5旅旅长成钧和13团团长饶守坤的指挥下，部队重新进行了调整，决定彻底击溃前来扫荡的敌人。13团的战士们在桂子山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杀，战斗中，我们东南支队奉命在仪征扬州方向警戒敌人，阻击前来增援的敌军，配合13团进行桂子山战斗。桂子山战斗中，敌人不甘心失败，甚至还对13团的战士们使用了毒气，但是敌人最终还是被我们打败了。这场战斗，我们新四军战果斐然，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其中包括击毙日军180余人，俘虏日军5人。
抗战时期，我曾好几次遇险，险些被敌人抓住，印象最深的是在那年冬天的时候。那时我正担任高邮湖的巡查大队长，负责搜查周围来往的船只，结果遭到了日伪军的围剿，我们驾驶的只是普通的小木船，敌人是汽艇，我们40余名干部被敌人围在高邮湖里，几天几夜都无法突围，当时我们大家急得向老天求救说：“老天爷，我是东南支队的一个好干部，帮帮我吧！”结果没想到，很快天降大雪，湖面结冰了，我们40多个人通过冰面，就这样突围了出去。
六、汪伪警卫三师起义，日本无条件投降
到了1945年8月份鬼子快投降了，那时，与我们部队长期对峙的汪伪警卫三师，在华中局敌工部徐楚光同志的策动下，由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率所部3000余人进行起义。起义部队在8月12日的时候，朝我们根据地六合地区开进，然而早在1944年9月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东南办事处被撤销，后来改为六合县，东南支队也最后被改为六合支队。
由于警卫三师起义属于机密，事发突然，我们新四军六合支队和民兵以为是来扫荡的，结果发生误伤，后来经过解释，得知情况后，警卫三师在六合支队的配合下，得以顺利进入根据地，并于六合钟家集由师长钟健魂同志正式宣布起义，投靠我们共产党。后来起义部队就开进了仪征月塘的大营李，由魏家齐同志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之后警卫三师开赴淮安，编为华中解放军第1军，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那时候我们正在月塘、谢集一带活动。至于庆祝活动，这很难说，因为抗战时期，我们这处于敌人的心脏地区，一直很混乱，我们打仗也一直是在汊涧那一带比较多。
抗战时期，仪征地区和仪征军民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南京沦陷后，我们苏皖边抗日义勇军和陈文部队就组织起来抗日打鬼子保家乡，原仪征县副总队长汪心泰同志便英勇牺牲在仪征地区，他是新四军五支队的前身桐柏山豫南红军游击队的七位创始人之一，也是新四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团级以上的军官之一。月塘区曹集乡的民兵们在我们的领导下，长年战斗在谢集据点的外围，先后作战50余次，毙伤日伪汉奸上百人，曹集民兵代表陆毅同志出席过新四军二师与淮南地区英模大会，受到了根据地首长的表彰。
七、重返淮南，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卷土重来了，到1946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了全面进攻淮南根据地，由于敌众我寡，敌我力量悬殊，淮南地区的主力部队被迫全部“北撤”，只留下了6旅16团来配合我们地方部队进行敌后斗争。为了集中兵力进行有效的斗争，仪征、六合、甘泉三县的武装重新组建东南支队坚持对敌斗争，由老红军艾明山同志任司令员，魏家齐任副司令员。到了9月23日，我们东南支队奉命“北撤”，从高邮湖突围至运河以东，经高邮、兴化地区到达阜宁县的益林镇，东南支队被编入华中军区警卫2团，之后我同部队曾到达山东地区作战，直到8个月后的1947年才回到淮南地区。
从1946年到1948年，经邓子恢、谭震林等首长的指示，原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部队先后分五批重返淮南地区，要把红旗插到长江边，开辟淮南根据地，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为日后大军南下和渡江做好准备。受华东局的指示，由杨效椿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2纵队34旅（原新四军2师6旅）100团（原6旅16团）二营和徐速之、张伯锷率领的一个连及地方干部，以淮南二工委二支队的名义南下淮南。之后我同魏家齐和李世农同志率领的淮南支队三营（由原属东南支队的华野总部警卫连和淮南籍轻伤兵员组成）和地方干部大队于1947年4月中旬南下，1947年11月27日，华野34旅100团在旅政委李世焱的带领下南下，3支部队会师后，攻克了敌人的龙岗据点。
1948年2月24日，华野12纵队司令员陈庆先亲率34旅101团、102团南下，成立了淮南军区，在陈庆先司令员的指挥下，部队先后攻克铜城、古城，历经长山之战，又同国民党部队13个团在淮南地区先后作战达43天，部队经过艰苦的斗争最终开辟了淮南根据地！淮海战役胜利后淮南地区主力部队34旅和独立旅与何基沣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则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4军，淮南地区的部队开始收复各县镇地区，并且准备配合大军渡江南下。
八、仪征解放了，我成了首任人武部部长
1949年4月7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26军解放了仪征县城，4月20日，34军在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的率领下解放了十二圩，仪征得到了解放，我也回到了仪征。建国后，我担任了仪征县的首任人武部部长和县委常委，1955年授衔的时候授的是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兼任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因为我自己本身年龄大，参加革命也早，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保护，所以“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我在人武部部长的任上一直做到离休。1995年的时候前妻去世了，我们两人只有一个孩子、也是我唯一的儿子姚勇。1998年，经扬州军分区的同志们介绍，我和妻子相识，她当时退休了，前夫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退休后就在仪征市人民医院王院长等几户人家做过保姆工作，扬州军分区经我同意想请她来照顾我，起初她不太愿意，后来她看我人还好，又是一个人确实需要帮助，就答应来照顾我，我们俩就这样在一起生活了19年了。
我是师级离休，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也经常给一些干休所、基金会和灾区捐款，为社会做一些应有的贡献，就是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早两年还好，不过现在耳朵听的也不太清楚了。目前我们是一起从部队为我建的楼房里搬了出来住在外面，家里是四代同堂了，儿孙们有的在教育局工作，有的在经商，还有的在国外留学居住，妻子的孩子有的是律师，有的在当教师。平时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四处逛逛，有时我就带着妻子到我们以前根据地的东边和西边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