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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定公十四年》你真的读懂了么?
......秋季,齐景公、宋景公在洮地会见,这是为了营救范氏的缘故。
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召见宋朝。在洮地会见。太子蒯聩把盂地献给齐国,路过宋国野外。野外的人唱歌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我,我一回头看你,你就杀死她。"戏阳速说:"是。"于是就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太子,太子回头看了三次,戏阳速不肯向前。夫人看到了太子的脸色,号哭着逃走,说:"蒯聩将要杀死我。"卫灵公拉着她的手登上高台。太子逃亡到宋国,卫灵公把太子的党羽都赶走,所以公孟彄逃亡到郑国,从郑国逃亡到齐国。
太子告诉别人说:"戏阳速嫁祸于我。"戏阳速告诉别人说:"太子才是嫁祸于我哩,太子无道,派我杀死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就会杀死我。如果我杀死了夫人,他就会把罪过推到我身上以解脱自己。我所以答应而不去做,以此暂免一死。俗话说:'百姓用信用保全自己。'我是用道义来作为信用的。"......
——《左传·定公十四年》译文节选
(此篇专揭太子蒯聩(kuǎi kuì)之恶,与"南子"一篇互为应证。)
《左传》里有很多值得细读的故事,卫太子蒯聩"闻南子淫行,怒而行刺"便是其中之一。
许多人略读过《定公十四年》就草率的为流亡的太子抱不平,认为南子该死,其实是罔顾了事实真相。理由有如下三点:
其一,故意为之的野人歌谣
为什么说野人之歌是有人故意为之?理由有三:
第一,野人即是郊野之人,社会地位低下,几乎不可能得知南子会见宋朝这样高级别的事。第二,即便野人耳闻会见之事,也不可能联想并确认有通奸之事发生,除非上层贵族确认后流传出来。
第三,就算通奸是事实,没有权贵的授意,野人不能也不敢编撰并公然唱出"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这样赤裸裸侮辱一国王侯、夫人、储君,且必定会祸及己身的歌谣。
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联系先秦的时代背景,下层民众在公共场合直接道出上层贵族丑闻的行为几乎没有过。《春秋公羊传· 闵公元年》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做法不独指《春秋》,实际上这种"讳"的做法已是先秦的共识。《诗经》内收录的诗歌就是明证,譬如讽刺卫宣公夺儿媳为己妻的《邶风·新台》,也不过是用"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来隐晦言之。而《陈风·株林》在讥刺陈灵公君臣与夏姬的荒淫关系时表述的更是隐秘非常。
其二,太子看似莽撞的行径实则细思极恐
太子在外听了流言就马上安排人手去刺杀自己的母亲,这样的行径听上去像是性情中人一时冲动所为,但只要仔细分析下太子出逃后做的那些事,其处心积虑和城府之深就败露的一清二楚:
第1, 太子出逃后的去处是宋国。不算安全隐患(宋国是南子的母国),若真是性情中人,只凭宋国的野人当面侮辱了他,太子就万万不会跑去宋国。但太子却首选了宋国作为落脚地,再联系野人歌谣的故意为之,你会敢说太子与宋人之间没有猫腻?
第2, 太子出逃后对别人说的是"戏阳速嫁祸于我",而不是力承南子淫乱,哭诉自己的一片苦心。为什么?难道他昏了头吗?
不,这是他慎重考虑后选择的自保手段。
他也自知,往南子身上泼脏水没人会信,毕竟齐候、宋公都在洮地,南子有没有与宋朝通奸,大家都心知肚明。
既然锄奸惩恶的"大义"他占不了,就必须把刺杀的锅甩出去。因为对重视孝义的先秦而言,弑母绝对是极大的恶名,为万民所不齿。即便是有了"正朝纲"名目的郑庄公,也不敢逼死生母姜氏(见《郑伯克段于鄢》),更不论没有真凭实据的太子了。所以他才会急着把锅甩给戏阳速,只要成功撇清没有刺杀这回事,日后他就能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再次回国继位。
其三,重要证人:戏阳速
试想,如果南子通奸确有其事,戏阳速为何会背叛太子?
戏阳速是太子的人,违背太子的命令对他百无一益。不仅物质上会断绝经济来源,在精神层面,也会成为一个背信者。要知道,先秦是极其重视"信"的时期。"信"几乎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违背"信"必然为千夫所指,坚守"信"才会被人尊重、有社会地位。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所以才会有延陵季子挂剑、荆轲慨然赴死的佳话流传千古,才会有晋文公与楚交战退避三舍的典故。
但在"信"之上,还有一个"义"字。所谓"义",即是公正、正义。正是出于义,在《左传·晋灵公不君》里,才会出现杀手鉏麑(chú ní)违抗君命,为保"民之主"赵盾最后触槐而死的悲壮之举;才会有程婴为保赵氏孤儿以亲子相易的传奇世代颂扬。
如果不是知道太子所说的南子通奸宋朝是无稽之谈,知道杀害南子是不义之事,戏阳速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于太子。而戏阳速最后在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也正证实了这点。
太子蒯聩流亡后续
人如果养成了习惯,是很难改掉的。人的品行也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样的古语。太子蒯聩的本性是恶的,无论怎么粉饰、狡辩,也还是会露出马脚,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渴求,刺杀的事他能做第一次就能做第二次、第三次。
卫灵公死后,公子郢推让不受君位,于是立了太子蒯聩的儿子公子辄,史称为卫出公。流亡在外的太子蒯聩听闻此事,便急急的借了赵简子的人手佯装作奔丧,意图回国夺权,结果被卫国人发现给阻击了回去,阴谋没有得逞。
但坚固的堡垒总是最先从内部溃败。第二次夺权,太子蒯聩勾结了自己在卫国内的妹妹,许给与她私通的仆人浑良夫以高官厚禄、三次不死,并承诺将两人关系合法化,终于得以潜行回国,成功逼迫自己的儿子退位,成为了史书上所记载的后卫庄公。(贤人子路就是死于这场政变,孔子所言让人不甚唏嘘)
篡位后的蒯聩没少做荒唐事。因为怨恨大夫们没有接他回国继位,便想杀尽旧臣,但怕大夫们集体作乱不得已才放过不提;又出尔反尔,数出三条罪状杀了浑良夫;其后又依个人好恶毁了戎州、绞了己氏妻子的头发给自己夫人做假发、大量调用匠人不使他们休息、驱逐国卿石圃......
卫庄公的劣迹斑斑,终于使民怨沸腾,引发了一场动乱,加之戎州人入侵,内外交困下,卫庄公仓皇出逃,竟落到了己氏手里。卫庄公试图以玉璧换命,但己氏说:"杀了你,玉璧又会到哪里去呢?"最后为己氏所杀。
回顾种种,从刺杀南子到民变出逃被杀,《尚书·蔡仲之命》里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用来总结太子蒯聩曲折的一生真是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