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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一个界定较为模糊，却偏重于贬抑的皇帝庙号。《逸周书·谥法解》说：“民无能名曰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个皇帝，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说他好，又确实够不着，如果说他坏，又没到那种要批评到咒骂的程度。可见，这是一个表面上无可奈何、但骨子里却含着贬损之意的庙号。
比如说宋神宗赵顼和明神宗朱翊钧，庙号均是神，从明神宗来说，这自然不是个好庙号，延伸到宋神宗方面，自然也含有贬损，王夫之就曾说：“宋政之乱，自神宗始”，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那么，宋神宗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其实，“神”是一种千年的误解，依在下之见，宋神宗堪称宋朝历史上最有魄力、最有远见的皇帝，以“神”贬损他，殊为不妥。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十岁，由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宣仁太后掌权后，重任司马光、文彦博等，把那些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尽废新法，这就是“元祐更化”。可以说，“元祐更化”否定了新法，也就否定了宋神宗，给他一个“神”的庙号，含义深刻。王夫之所谓：“宋政之乱，自神宗始”，实际上是把北宋灭亡的帐，算在了宋神宗的头上。
从宋神宗的作为来看，给他一个“神”一样的庙号，确实对不住他。宋神宗为什么要启动“熙宁变法”呢？北宋至宋神宗时期，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虽然有过一度繁荣，但由于朝廷机构臃肿，人满为患，北方辽国、西北夏国不断骚扰，军费开支陡增，加上花钱买和平，每年要向辽、西夏支付高额的赔款，导致国家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困苦，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熙宁变法”。
变法启动后，宋神宗授王安石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人事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力促改革，他甚至发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语，真是石破天惊，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就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从此，朝廷上下风谲云诡，党争骤起，直到北宋灭亡前，这种斗争也未消停。
虽然对变法有争议，但通过推行“熙宁变法”，北宋“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名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实，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20年财政支出，积贫局面有所改变。
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打击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尤其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使积弱局面得以缓解。
经过改革我们可以感觉到，宋神宗是宋朝历史上最有魄力和最有远见的皇帝，也是最有落实力的皇帝，而且，一旦作出决定，就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比如，宋神宗尽管在旧派势力的狂轰乱炸下，两次不得不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是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在推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神宗在用人上的一惯性，和对政策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