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学生时代的教科书中,曾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近年来很多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他即没有以霸主身份大会诸侯，亦没有被周天子正式册封，更没有取得宋楚争霸战的胜利。其称号应由越王勾践代之。宋襄公虽然失去了霸主之名，但依旧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其名声来自那支著名的仁义之师。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爆发了春秋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泓水之战。战争伊始，宋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楚军，但占有先机之利，并且楚军狂妄轻敌。目夷建议把握战机，乘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但襄公认为此非君子所为而没有采纳。楚军顺利渡过泓水后，目夷提出乘楚军列阵未毕之际发动攻击，又被断然拒绝。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宋军才发动进攻。恪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战争原则的宋军最终大败，宋襄公也因腿部受伤于次年去世。

此战被载入《春秋》中，其内容仅有十余字——“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孔子并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这也是《春秋》的一贯风格。在《左传》中，除了有战争过程的详细叙述外，还加了一句“国人皆咎公”，《史记》则附曰：“国人皆怨公”。韩非为了证明仁义之灾，在《外储说》中将宋襄公的迂腐、顽固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宋襄公和他的仁义之师被无数人讥讽、嘲笑。在21世纪青少年素质教育课外读物《上下五千年》中，对其以《愚蠢的宋襄公》命名。那位以风流人物自居者甚至称其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之仁作为极具讽刺色彩的成语被越来越多的人引用。

鄙人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对宋襄公的评价并不公允。

仁义不是儒家的发明，她根植于广博的神州大地。远在孔子之前的尧、舜、禹、汤，周文、武王都以仁德被万民所崇。背离她的夏桀、商纣则被后人唾骂。在商周时期，她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是评价君主是非功过的重要标准，亦是重要的战争准则。

平王东迁后，周德衰败，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严重挑战。但仁义礼信仍然是重要的战争规则。在《司马法》中，这一思想被贯穿始终——“正而不诈”，“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其初衷是使战争受到必要的限制，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晋文公的退避三舍，都是这一历史时期“军礼”思想下的必然产物。

至春秋末期，人们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用兵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本国人民最大的残忍。基于这一认识和对战争的总结，伟大的《孙子兵法》终于诞生，她一方面提出用兵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首创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兵者，诡道也”，“令半渡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她甚至认为，深入敌国作战时，为解决物资运输这一最大难题，可以烧杀抢掠——“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重地则掠”，“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孙子兵法》的诞生基于长期的战争实践，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战国时期，她已经广为流传，其军事思想亦被人们普遍接受。

但宋楚泓水之战时，军礼是军事思想的主导。若“半渡而击之”，就象在今天的战争中屠杀战俘、平民一样卑鄙无耻。

春秋时期，战场上的士兵都用冷兵器肉搏。我们不能以此说他们愚蠢，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化武器。同理我们亦不能嘲笑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以今天的思想和认识对古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城不可取。

贻笑大方的不是宋襄公，而是那些讥笑、辱骂宋襄公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