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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控制群臣,集中皇帝权力,宋太宗改革了官制和行政制朝廷事务,大小巨细,皇帝都要插手,几乎达到事必躬亲、独揽一切的度。有人说中国的独裁统治就是从宋太宗起真正开始的,这种说法其实有失公允。虽然有些事情,太宗最后决断,但他并没有像独裁君主那样,一孤行,闭塞人言。恰恰相反,宋太宗正是以广开言路为契机,开始他的治国大业的在宋太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太宗下:“群臣有论次评定朝政是非的,应立即引对。”太宗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他的兄长宋太祖的影响。
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二月时曾发布诏书说:“自从现在起,翰林学士、常参官每5天内殿起居,按次序听候皇帝征询、从实对答,并且必须陈述时政的得失利弊,朝廷目前的紧急事务,或者刑狱是否有滥判冤枉的现象,百姓的疾苦,都要仔细采访报告,定要直言事实,不要拿些闲慢的无聊事来应付。事关急切的,允许不按定时,立刻到阁门上章,不必等候引对的日子。”这年七月,太祖又下诏说:“朝臣出使,回到京师后,要把所到地方的民间利弊详实地汇报上来。”太祖还对地方官员的言论颇为重视。
他亲自召见牧守、令录,询问他们对地方、中央政事的看法和建议,然后才让他们离开。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贯彻宋太祖的这一方针。而且,他即位后,要争取人心、了解人心,就必须首先让群为心声的道理,太宗有较深的理解另外,他加强皇帝的集权,也必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消息,详细了解天下的大小事务,必须依靠群臣的对。宋太宗深知兼听臣下意见的重要性,依靠领导集团的群体智慧来治理家,虽然有些事情独揽专断,也是在让大臣表达过看法之后。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宗准备亲征太原。
先召枢密使曹彬,“我现在举兵,卿以为怎么样?”曹彬说:“国家兵甲精锐,人心拥戴,如果过伐大原,如同摧枯拉朽一样!”太宗于是决定起兵这时宰相薛居正等人出反对意见,说太祖以前兴兵,太原依靠辽朝支援,我军没有什么收获,不要轻易出兵举事。太宗并不生气,说:“此一时彼一时。”后来,在太原攻下后,又转而进攻辽朝,有军队没有按时来到,太宗气极,要处以军法赵延进言“陛下巡幸边陲,本来以契丹为心中大患,现在敌人未却要先诛将土,谁还为陛下奋力杀敌呢?”
太宗听从,不再严加追究对赵延的及时进言提醒,大加褒奖赞誉太宗非常重视臣民的谏言,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臣民讲话,对于言辞不当的,也不加罪。太宗认为君臣同心,才能享国长久。而要达到同心,君主就必须礼接群臣,听卑纳谏。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太宗曾对新任命的参知政事李穆、吕蒙正、李至等人说:“阅览了以前历代书籍,大抵都在讲君臣之间,情通则道合,上下都没有隐私,大臣进言,必定值得听。励精图治,使我朝清明强盛。你们这些人都是朕的股肱耳目,辅佐朕理天下。
假如朕处理政事、行为讲话有缺失的地方,应该诚恳地用心进言,替联指出。朕每做一件事,如果不适当只有扪心自问,咎责自己而已,决不会身在尊位,有恃无恐,让人不敢讲话指责!”太宗认为广开言路可扩大自己对民情政事的了解、掌握,分辨群臣善恶,并能集思广益,是认识事物和寻求治理国家办法的源泉。他说:“做君主的门道,主要在于能广泛地闻朝外的事务,分别好坏善恶。朕经常担心天下广阔无垠,而朕却深九重皇宫大内,民情不能全面真实地送达上来如果不听取采纳,官吏的才能是优是劣,为官是廉是贪,万民的生活是福是苦,凭什么知道呢。”
为此,太宗多次下诏,令朝廷大臣大胆直言。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春,太宗对宰相说:“卿等所奏的簿子书札,这是平常奏事。但只要有处置不当,可以直接进言,但说无妨,不必隐瞒,朕会斟酌裁夺。即使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朕也不会加罪责备的。”地方上原先只有转运使以及知州、通判能直接上书,而州县官吏不行。这年夏天,太宗又下诏,命令“天下幕职,州县官上书言事,凡有关民俗的利弊优劣,政令的适当乖背,都可以一并从本州用驿传送到京师,上报朝廷”。太宗的这道诏书,拓广了言路,避免了下情的壅塞。